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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与七夕节的比较
来源:文促会 时间:2011-09-19


  我国传统节日颇多,2006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只有6个: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中秋。其中,生命力最强的是清明,而命运最不济的是七夕。如何理解这一反差。
  联合国教科文级组织2003年10月17日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节庆界定为文化空间。中央文明办组织编写的《我们的节日》一书中,也肯定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重要载体”。
  费孝通先生晚年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文化自觉。按费老的解释,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来历,它的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发展趋势,以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节庆既然是文化现象,或者说文化的象征,就得按照“文化自觉”这一思想去研究。探讨其困境就得从根底反思民族的历史着手,从文化本身的根上着手。从根上探究文化的嬗变,更易看到前途和出路何在。
  文化如同一棵大树,根深才能叶茂。其基因是否强大,或者说其种子是否饱满粗壮,决定了其是否有澎湃的生命力。文化如果脱离了基础,脱离了历史和传统,也就发展不起来了。历史和传统是我们文化延续、发展下去的根和种子。
  清明,在所有传统节日中“一枝独秀”,风光得很。无须国家支持,无须商家炒作,年年岁岁,一至清明,千军万马去扫墓祭祖,还要带上儿孙辈,诉说家史。许多远在海外的华人华侨,尽管已经过上了黄油加面包的生活,自己不能赶来,也要委托亲戚朋友献上一瓣心香。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祭祖就已成为与通过武力手段平定天下同等重要的“国之大事”。之所以成为国之大事,我想是因为清明节所蕴涵的文化意义:“追思先人,勿忘生者”。祭祖扫墓,是人们慎终追远、敦亲睦族及行孝的表现。不忘过去,是为了珍惜现在,仰望未来。先哲说,最危险的人群就是那些断离了自己文化根源的人。根深才能叶茂。人和社会也是如此,唯有深厚的历史根基方可以巩固我们自己;唯有仰望先人,才能知道“我是谁”。而祭祀文化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礼”的基础。孝,始于事亲。古人曰:百善孝为先。儒家将“孝”确立为“仁”的根本。而“孝”又与爱国相联系。“人臣孝,则事君忠。”清明节既是一个追忆和祭奠先人的肃穆日子,又是人们踏青游玩、享受融融春光的日子。一卷《清明上河图》以春寒料峭、踏青归来为起端的全部活动,是人类融入自然、热爱生活的欢快情绪表达,而非招魂亡灵的凄凄惨惨。逝者和生者,哀伤与欢乐,一对人世间的悖论,在清明节里友好地相处,充分反映了中国人豁达的生死观。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有四个特点。一是在世代之间联系的认识上。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得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二是把不同东西凝合在一起,相信“和能生物,同则不继”。三是设身处地,推已及人。四是倡导以德服人,反对以力压人。这些是切切实实发生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真情实事,是从中国悠久文化培养出来的精髓。显而易见,上述中的一、二两大特点正是清明节的深邃文化内涵。
  而七夕节,来也悄悄,去也悄悄,与二月十四日的“西方情人节”的火爆热烈相比,“东方情人节”黯然失色。究其原因,爱情来到中国最多几十年,可谓根底浅薄。清华大学陈志武教授以他对中国经济史的多年研究心得,认为中国几千年来的婚姻基础是生存需求和利益驱使,而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多子多福”和“养儿防老”的观念,便是明证。
  中国古代老百姓无法通过金融投资养老,于是,只好通过生小孩养老,所谓“多子多福”,就是婚姻利益最大化的具体表现。儒家大力提倡孝道,以确保在意识形态上为养儿防老奠定坚实基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背后,其实是经济模式的力量在主导。养子防老,不仅帮助人们实现经济安全,同时还使过去的社会衍生出了围绕这一需求的各类法规。例如,“无子”便可休妻,或纳妾,还衍生出典妻、租妻等风俗和相应的文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婚姻有何爱情可言,所以有先结婚,后恋爱之说。嫁女索要彩礼,实际是变相的人口贩卖。中国历史上,研究各种思想思潮或制度变迁的著作汗牛充栋,但几乎没有人研究过爱情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这也从侧面说明,爱情在中国历史上毫无地位。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爱情才真正光临中国。可见爱情这一种子或基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稚嫩弱小。
  而西方情人节的传入和勃兴,恰好又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在一些人自卑地对待自己传统文化的时候,崇洋媚外之风兴盛勃发之时。
  在中国历史上,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上,领先于世界。但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中国人史无前例地惨败了。甲午海战,中国又输给了日本,并非输在武器上,而是输在人背后的制度和文化上,输在原有文化的拒绝变革上。一个曾经以文化自傲的民族,第一次承认自己的文化出了问题。一个辉煌了几千年的民族,瞬间跌入了屈辱的深渊。这种巨大的历史悲情,使中国人在对待文化时失去了理智,“打倒孔家店”、“不看中国书”、“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等思想,便纷纷出笼。这种壮士断臂般的矫枉过正,不无意义,但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那就是使传统出现了断层。十年文化大革命,盲人骑瞎马,横扫四旧,使传统文化遍体鳞伤。改革开放,中国置身于全球化进程之中,但文化上未曾认真清理,带着妄自菲薄的自卑感仓促上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文化凭借其经济、科技上的优势,在中国大行其道。圣诞、情人节等便乘虚而入,颇得青年人的欢迎也就顺理成章了。而我们自己对传统节日的重视,始见于2006年2月出版的由中央文明办编写的《我们的节日》,和2006年6月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谓则姗姗来迟,颇有亡羊补牢之感。
  在节庆活动中,载体是重要的。我所说的载体,可分为两种,形而上的载体,和形而下的载体。尽管我们批评商家出于其利润的追逐,推出了花样繁多的高档月饼,甚至天价月饼,但不管怎样,总有一点积极作用,那就是提醒人们中秋节到了。清明也有其载体,祭祖扫墓,踏青游玩。西方情人节,有送鲜花、巧克力等载体,鲜花人见人爱,巧克力是甜蜜的象征。而中国的七夕节,无论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载体,都已乏善可陈,所以七夕节已在人们记忆中荡然无存了。我小的时候,到了七夕就有巧果吃,现在连商家也不炒作巧果了。
  传统节日,并非成就于一朝一夕,而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经过筛选而约定俗成。传统节日的重建,并非像盖大楼那么简单,旧的推倒了,新的便可指日可待,拔地而起,而是有一个培育,筛选而约定俗成的过程。传统节日的重建,是个系统工程。首先,要有创新思维来对待传统节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两千年来,中国传统节日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创新一路走来的。我们社会有一种思维定势,政府能包办一切,特别是在文化上。这是官本位惯性思维的变相表现。要破除这一思维定势。文化的高下,不会以人的屁股坐的官位为取向。这儿不妨借用孔子的名言“礼失求诸野”,当然这儿的“野”是朝野的“野”。不要以善“野”而不屑一顾,不要以善“野”而不予支持。文化建设上任何小善,总比破坏要好。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要相信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创造力,更多地支持社会各界重建传统节日,让他们去观察、研究时代的精神需求,特别是青年人的精神需求,根据各地的自身条件,设计、创造、培育新的载体,然后由政府部门加以总结推广。媒体要大力宣传。最根本的是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从小培养他们的节日情怀。长此以往,日积月累,潜移默化,肯定会奏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