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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传统节日的基础是信仰
     来源:文促会 时间:2012-02-10

 

改革开放以来,圣诞节一类西方节日、外国节日在中国日渐流行。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节日越来越不受重视,虽有政府大力维持,民间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似乎难挽狂澜,有些洋节甚至有取代传统节日之势。

为什么西方国家现代化程度远高于中国,物质生活与那些节日产生和流行的当年已不可同日而语,却能使传统节日长盛不衰,而中国刚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才跨进现代化的门槛,大多数传统节日却已式微,甚至已经名存实亡,年轻一代已相当冷漠。

我认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些节日失去了信仰的支撑。

节日无非有几种类型:宗教或信仰性的,政治性的,世俗性或物质性的。尽管各种节庆的方式大同小异,但因其基础不同,流行的范围与延续的时间也迥然相异。政治性的节日最脆弱,因为一旦政治标准改变或政权更迭,相应在的节日非常会被取消,甚至会成为新的禁忌。世俗性或物质性的节日依托于一定的群体与自然条件形成的社会和人文地理环境,这些条件一旦改变,节日也不易维持,或者不得不改变其形式和内容,以至逐渐消亡。唯有宗教或信仰性的节日最为稳定,只要这种宗教或信仰还存在,只要有信众,那么万变不离其宗,无论形式发生什么变化,核心内容不会改变。

西方或外国还在流行并扩张的节日大多属宗教或信仰类的,而中国的传统节日或者本来就不属宗教或信仰性的,或者已失去了宗教或信仰的基础。

中国的传统节日新年本来是一个集政治、信仰、世俗与物质以一体的节日,自然最重要,也能成为全民的节日。中国历来重视纪年,新年是一年的开始,自汉武帝后的二千多来以降,也是皇帝每一纪年之始。新年的庆祝是对除旧布新、国泰民安、国运昌隆的祈求,要举行一系列重要活动,如元旦大朝会,各地上报户口、收成、治安等政绩,祭天,祭太庙等,新皇帝继位后一般也要到第一年新年才改年号,中央到地方各级衙门节前要封印封门,停止办公,节后才开封上班。新年也是财政年度的开始,或者是以新年为统计标准的。民间最重要的是祭祖,因为处于秋收以后的农闲季节,最一次是最隆重最丰盛的。附带还要祭各种信仰的神灵,如灶神等。其次才是合家团聚,以及物质享受和娱乐活动。那时,游子急于在除夕前赶后故乡,最紧要的是祭祖。不得已在外过年的人,也必须遥祭祖先。

中华民国废旧历,传统新年改称春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延用公历,春节的政治性已不复存在,国家要隆重庆祝的当然是1月1日元旦,而不是以农历计算的正月初一。继续将正月初一称之为“过大年”,意味着元旦只是“小年”,只能是民间的自我安慰,也是对元旦的政治地位的实际挑战。辛亥革命以来,主流思想否定了民间传统,解放以后的政治运动将祭祖一类列为封建迷信,是每次移风易俗或革命造反的对象,一度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家人团聚和吃喝玩乐,而随着生活的改善,平时都能吃喝玩乐,过年已没有什么吸引力。一旦外出务公者在城市定居,加上信息的运输的发达和高速交通的普及,合家团聚也将失去魅力。

日本和韩国古代都采用中国的农历,新年也曾是最重大的节日。日本在改用公历后干脆将“旧历年”的活动全部搬到公历年,时间变了,内容却完全没有变。皇室与政府同样举行各种典礼与活动,神庙僧人也保留全部仪式,民间同样除尘迎新,吃团年饭,午夜去神社祈福,因此并没有失去其重要性。韩国的“旧历年”失去了政治性,但民间的信仰不变,祭祖依然是头等大事。2001年我在南极韩国考察站中,还见到韩国考察队员在过年时北向跪拜祭祖的照片。

有些节庆,看似仅有世俗性或物质性,但只有在于信仰结合时方能持续。如端午节,不少地方有挂菖蒲,薰艾草,涂雄黄等习俗。如果只认为是物质需求,那么在医学发达、环境卫生改善、居住条件优越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废弃。如果将这些看成是人类向自然祈求庇佑,与诸神和谐共处,则任何药物、再清洁卫生的环境也无法替代。

因此传承中国传统节日最根本的保证,是将节日与信仰结合起来,以信仰为基础。问题是传统的信仰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鬼神吓唬不了无神论者,唯物论者对心灵的祈求会无动于衷。这就需要寻求新的信仰,也需要将传统文化中还有积极意义的信仰赋予新的内容,给予新的解释,使之发扬光大。还要鼓励宗教与民间信仰中对社会有积极作用的活动,允许其中无害的活动。这样才能延续一部分传统节日,创造新的有生命力的节日。

至于今天的确已经无法延续的节日,可以作为一种文化遗产保存和记录,作为一种历史记忆。也可以适度开发和利用,成为民俗展示和旅游活动。

葛剑雄:全国政协常委、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