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王石文论--文促会应成为社会的联合体


文促会应成为社会的联合体
来源:文促会 时间:2011-09-19
 

在湖南中华文化促进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王石

湖南文促会的各位领导:

魏主席说“湘人当使劲”,其实湘人一直很使劲啊!提到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引起我的一段回忆:唐德刚先生在90年代曾经邀请我去美国。我去了以后,他和湖南的另外一个老人刘廷芳一起和我见面。他们两位当时一个95岁,一个70多岁,是在新泽西的一个餐馆见我。餐馆外面打了一条横幅,写着:美国中华文化促进会欢迎王石先生来访。后来,96岁的刘廷芳先生特意从美国回到中国来参加文促会《二十四史》校注的开笔典礼。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集合了350多位一流的历史学家和几十个高等院校,这项工作到现在已经延续15年了,用今天许嘉璐副委员长的话说:为中华文化留一点基因。从今年开始就要出版一套新的《二十四史》校注本。我就说一个例子:据统计,司马迁的《史记》平均每1000字就约有6处错误,人名的错误,地点记错了,时间不对,事件也记得不太准确,还有后来在文字方面校对的错误——这个工程是很大的,等于写了一部新史。我记得,那一次陈立夫先生写来了贺信,陈香梅女士写来了贺信,联合国也写来贺信。我们湖南的老人刘廷芳先生不但从美国到北京来参加开笔典礼,而且还送给文促会一幅字,是杨度先生20年代写的一幅字。当时《人民日报》还登了一篇新闻,称《杨度墨宝,还璧中华》。魏主席说到的这些事情引起我很多感慨,他说“湘人当使劲”,我真是觉得在我们有限的一点接触中,湖南人给我上了很多课,给我很大的鼓舞,我心里面非常感恩。

我与占祥主席前天到长沙,我们是从南京来的。我们在南京举办了一个“2009中华文化人物”的颁授典礼。在这个典礼上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团给13位人士授予“2009中华文化人物”荣誉称号。其中有一位老者叫做饶宗颐,他现在在香港。用许嘉璐委员长的话讲:他是在世的,可能是硕果仅存的一个可以真正成为大师的国学家。饶先生93岁了,我们没有让他到现场来参加这个仪式,不敢打扰他。饶先生派了一位代表来接受这个荣誉。这位代表告诉我,饶先生说了一句话:从前是“西学东渐”,希望在21世纪能按照“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中国传统,也要有一个“东学西渐”。我觉得饶先生表达了一个很宏大的愿望。我们回想一下,上个世纪一百年来,基本上是西方思想压倒中国传统文化,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饶先生发出这样的一个主张,一个呼吁,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中华民族”这个词出现的时间并不长,算起来就是一百年左右的时间,最早用这个词是1902年梁启超,但他用的时候仅仅指的是汉族。真正把它指作今天的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多民族的主体,还是在辛亥革命以后,但是真正叫响这个词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提出中华民族的问题,我们的国歌里面提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也就是说,那一次的“西学东渐”,帝国主义列强及日本的侵略产生了“中华民族”这四个字。而“中华文化”这四个字,并不是近30年才产生的;可是,它的真正涵义,它作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认同,是发生在这30年间的。就是这两次世界性的浪潮,诞生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两个概念。所以我跟有些朋友说,中华文化是一个新概念,是一个里程碑意义的概念,是在全球化浪潮下中国人的文化自觉。

第二个,我们对文化的认识。30年来,我们对文化的看法、认识还处在非常低的水准。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政府对于文化的重视还更多地停留在文化产业和GDP增长的数字上面。更多地重视它作为一种产业,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我们的政治,包括政治化的文化和文化产业效应是真正受到重视的。今天,真正受到市场重视的是有明显低俗化倾向的娱乐文化和西方时尚文化。从国家层面所高度重视的政治性的和意识形态的文化以及产生经济影响的产业文化,从消费市场上所日益重视的娱乐性文化和西方的时尚文化,这些足以把我们的中华文化边缘化。一次有人问占祥部长:改革开放以来,文化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他说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想到一个极端的答案:解放之后,我们召开第一届政协会议,文化组的成员是哪一些人?是茅盾、郭沫若、田汉、郑振铎、巴金。现在政协文化组是谁?大部分是娱乐界的明星。我认为,这个文化是不可能走向世界的。如果我们的文化长久地停留在意识形态化和高度政治化的上面,长期停留在一种日益低俗化的娱乐文化上,再就是停留在只看到产业增长数字的产业文化上面,我们的文化仍然会继续地萎缩下去。这是我常常不乐观的地方,也是我们的工作意义之所在。

最后一点,我想说一说文促会。中华文化促进会跟湖南文促会一样是一个非政府的NGO组织。原来我们国家把这种组织叫做民间组织,十六大六中全会后,称为社会组织。我们现在确实把“社会”两个字看得很重。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现在又增加了一个生态环境,五位一体。什么是社会?上次来长沙我和魏主席探讨这个事情时,就开玩笑说:中国号称社会主义国家,可什么是“社会”,有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不清楚?因为从前,我们基本上没有社会。尽管,我们经常对孩子说,你从家庭走出去,走向社会;老师对学生说,你从学校走出去,走向社会;部队干部转业领导说,你离开军队就要走向社会;党政机关开会说,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这样那样的事情……社会在哪儿呢?没有社会,只有单位——国家已经直接和家庭连在一起,社会的空间没有了。改革开放使中国产生了一个社会,而且这个社会越来越大,以致中央要提出建设和谐社会。什么是社会?到今天我也没有看到一个很好的概念。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家庭到国家过渡的中间地带。家庭是一个基本组织,从家庭到国家的这个地带全部都是社会,这样看,我们正在形成一个巨大的空间。因此,我们再来理解“大社会小政府”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参考系数。我特别高兴地是,湖南文促会的各位副主席是代表着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我是第一次感觉到在文促会的组织中,体现出占祥主席一贯倡导的“合力”。占祥主席一直强调:一定要让文促会区别于文联,不要让它成为一个文化人的联合体,而是要让它成为一个社会的联合体,用这个社会联合体的合力去促进和推动我们的文化发展。我觉得湖南文促会领导层的结构做到了这一点。昨天,江苏给我打电话说,要率领一个代表团到湖南文促会做客、拜访,学习他们的做法,成立江苏文促会。可见湖南文促会还未成立就产生了如此大的带动力量。

最后,我再转达嘉璐名誉主席的一点意见,他对湖南文促会和中华文化促进会合作“中华文化论坛”抱着很大的期待。昨天晚上占祥主席和周强省长签署了一个框架协议,要把“中华文化论坛”落户湖南,打造下去。这件事我们来前向嘉璐名誉主席做了汇报。他表示:目前中国有很多重要的论坛,比如在太湖,要做一个“太湖论坛”,已经委托苏州市做了一个坛址。据说这个论坛将邀请世界各国政要,共同讨论文化问题。还有在山东曲阜打造的一个论坛,主要定位是儒家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对话。据说他们今年就要举行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对话,还要举办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对话。嘉璐名誉主席说:在湖南做“中华文化论坛”首要问题是定位。在这样多高层次的文化论坛中,“中华文化论坛”如何定位是一个关键问题。他又说,湖南的论坛看来起步较晚,但是晚有晚的好处,可以思考得更充分,可能会产生后发优势,这个后发优势有可能使“中华文化论坛”后来居上。我们大致有这样一个想法:将来的“中华文化论坛”应该象季羡林先生所说的那样:一个“中国文化界、中国知识分子向国际社会、向人类社会表达自己文化主张”的一个平台。季先生的这种说法可以做为“中华文化论坛”的一个重要参考。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