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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清明”更清明
来源:未知 时间:2011-08-20
 
        寒食、上巳、清明三节合一,终以清明传世最广,成为今日中华七大传统节日之一。寒食、上巳仍有地方意义,如在介休,在西安。
        网载,清明节始于周代。《历书》:“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
        总之,清明与节气、时令,也与人的心境、意愿相关。今年清明(公历4月5日)与上巳(农历三月初三)恰是同日。说到三月初三,就让人想到王羲之文、书均好的名作《兰亭序》。因为1658年之前的那个三月初三,曾被这位书圣描述为“天气清朗,惠风和畅”。在这样的时节,“游目骋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极视听之娱”,实在可以说是“信可乐也”。
        这是一个既清且明,清而又明的时节,又是一种既清且明,清而又明的情怀。我想,仅仅是“清明”二字,就让我们如何舒畅,如何神清气爽!
        传承“清明”,固然极好,只是我又想,这传承自身也需要清明一点。“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事情,也要尽量减少一些。由此,我想到两个与清明相关的意见。
        其一,
        介子推及其事迹,
        又及其寒食传说,
        我看充其量只能作为研究对象,
        并无崇高可言。
        我是山西人。这样说介子推,似乎对同乡不敬。但我又不能不说。我首先想说的是,弘扬文化,挖掘历史,开发地方,都是好的。但是,神话要当神话去说,传说要当传说去说,历史要当历史去说,也包括玩笑要当玩笑去说,绝不能混着说。近日,赴介休参加寒食节,引领我就餐的当地导游,劈头就说,介子推是哪个哪个神仙娘娘生的。前年,我到西安法门寺,那位导游也同样极其认真地指着一张照片告诉我,某某法师的身体是透明的。因为在照片上可以看到他身后的人。问题是,不仅做导游的女孩子们说,相当一级的领导也跟着说。是玩笑,还是介绍,是让人相信,还是仅供一乐。不清楚,不明白。总之,是不清不明。以介子推为例。这位东周时期晋国的人物,史料有限,语焉不详。只知他是晋国公子重耳流亡时的追随者,曾割肉给重耳充饥。重耳重新执政后,没有任用他,他于是隐居绵山,而且死于隐。重耳为什么没有任用这位有恩于自己的人,而介子推为什么要做隐士,是乐于隐,还是愤而隐,以及当重耳作为晋文公召唤他入朝做官的时候,他为什么执意拒绝,通通缺乏记载。这当然就给后人留下太多的附会,或者说传说的空间。
        我想强调的是,介子推的事迹大多是后人附会。而所附会的,如其说是介子推的事迹和精神,不如说是附会者的向往和意愿。割自己的肉给主子吃,共忧患而无意邀功请赏,你不给官做,我宁可隐居山里,也不求官。你终于想到我,晚了,绝不给你补过的机会,死也不给,不仅自己死,连母亲也搭上,就是不给!这是我的解读。我实在不能理解,是何原因,介子推在今天仍被尊崇为“圣人”。我就看到一卷印刷精美的装在墨盒中的《介子推圣迹图》。其实,对介子推提出疑义的人,从前就有过。李渔就说过,介子推割自己肉给主子吃,不符合礼教,不近情理,有邀功之嫌。我曾问过一位大学生,她说她不喜欢介子推,甚至觉得那些所谓事迹很矫情、很做作、很超过。我想,此类感受有很大的普遍性。这里既有时代的隔膜,也有内心世界和价值观的隔膜。
        至于“寒食”的习俗,许多史家认为源自钻木取火时代。比介子推的时代要早得多,当然,与这位介公也并没有关联。将介与寒食连在一起说,本是古人的附会。而今,明知如此,却仍要作为史实一样郑重其事地、信誓旦旦地在那里说,我怀疑,其主要动力极可能是地方开发,或旅游开发之需。如是,那我想,这是极不严肃的。
        说到此,我想到,冯友兰先生有名的“抽象继承法”。冯先生认为,前人的许多概念、道德规范和哲理,既有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条件下的具体的意义,也有超越具体时代、超越具体社会条件的抽象意义,即普遍意义。我们继承文化遗产,就是要继承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并且用它和今天的新的“具体”结合起来。这一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批判继承”,在精神上,是一致的。记得毛泽东同志曾经说,封建文化里既有“民主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我想,在清明时节,我们应该让自己的思想更清明一些,不要把糟粕当做美味。
        其二,
        我不主张祭祀,
        不仅不主张祭介,也不主张祭黄帝、祭孔子;更不主张政府所谓“公祭”。
        那些疑似复古的、丑剧般的祭祀形式,
        让人感到陈腐,
        甚至觉得纯粹是一种“表演”。
         昨天,也就是4月2号,是介休寒食清明文化节安排祭祀介子推的时间,我选择了离开,或者选择了逃走。
        为什么?倒不是完全因为我不认可介子推这个被人们描述到虚伪程度的人物。而是因为我对现今由祭祀黄帝而发展起来的各类祭祀,都抱有一种不能自已的反感!
        我曾陪同嘉璐先生参加过祭祀黄帝,也曾陪同占祥同志前往曲阜祭孔。我的感觉不好。我感到很假、很做作、煞有介事,那些服饰、那些摆物、那些牺牲,都让我觉得不伦不类、觉得既不真挚,也不美,甚至丑,像丑剧登场。那时,我站在那里,丝毫没有庄严之感,我只觉得自己怎么会沦落到这步田地,怎么会混迹于这一伙人之中,我会脸红,替主办者羞愧,替那些穿着戏曲服装扭捏作态的孩子们感到不平,我还会恍然间觉得走错了时光隧道,不知为什么在21世纪的中国还会搞这种表演,是的,我最多能说是表演,而且是拙劣的、粗俗的、缺少尊严的、没有任何文化和雅致的表演!
        还有,我不知为什么主办者往往要将这类活动标明为“公祭”。也许是政府主办的意思?我想说,我不主张政府或者党委做这种事。敬鬼神是可以的,但是,必须诚实。敬神如神在,敬鬼如鬼在。你相信鬼神吗?你是共产党的政府,你是无神论者,你不相信鬼神,你心不诚,所谓祭,不就成了一种虚伪作秀了吗?我每次听到我们的省长、副省长之类在那里高调地宣读那些不知什么人写的所谓半文不白的祭文,我都不能不掩面俯首,我替他们害臊,是真的。我只想,如果有一天,有人请我去诵读这些谁也听不明白的陈词滥调,我肯定还要选择逃走。
        我还曾在媒体上看到,有的地方在祭祀盘古,也有相当级别的领导干部出席,还有来自台湾的政党领袖。如果说,黄帝、炎帝、蚩尤可能真有其人,那么盘古,可能在历史上连个影儿都没有,你祭谁呢?祭空气?中国人什么时候愚蠢到现在这种地步?
        其三,
        节日,尤其是传统节日,更尤其是中华民族代表性传统节日,
        更应当体现为文化空间,
        不能政绩化,也不能产业化。
         其实,分别神话、传说、历史;分别《西游记》里的唐僧和《唐书》里的玄奘;分别封建时代的君臣伦理和21世纪的上下级关系;分别祭祀与纪念,这些都是常识。并且是清清楚楚的常识。为什么会产生各种“昏昏”?回答是,利令智昏。
        利益,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极其重要。追求和获得利益,是人们的普遍向往。占祥主席说“义利”,说是要“见利思义”。我认为这样的见解真应该编到论语里去。就是说,人在利益面前,尤其在所谓利益最大化面前,必须想到义,就是说,想到“做对的事”。这是一种文化。如果没有这样的文化,就很容易利令智昏。
        政府有届别,官员有届期。不考虑政绩,不但不现实,而且也不应当。
        文化投资,当然要考虑产业回报,不考虑回报,也做不下去。
        但是,完全从政绩出发,而不考虑是非、真伪、不考虑社会影响、示范性和导向,完全从回报出发,而不考虑文化产业应有的社会责任,就会出现冯骥才先生痛心疾首、极力反对的文化政绩化和文化产业化。
        但愿清明之际,让我们的思想也更加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