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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文化对当代教育的意义”对话

 

主持人:
刘瑞生    台湾太平洋文化基金会执行长
王石     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

对话嘉宾:
张怀西    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钱复      太平洋文化基金会董事长
刘梦溪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何俊      杭州师范大学副校长、教授
周洪宇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震      原台湾大学校长
杨国赐    台湾淡江大学教授
朱建民    台湾华梵大学校长


上午对话

主持人: 容我现在来介绍刘梦溪,刘所长,他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国学与国民教育。刘所长曾经任教于北大,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担任过高级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主要是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学思潮与近现代学术思想,主要的著作有《学术思想与人物》,《大师与传统》,《论国学》,《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也曾编撰《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国学与国民教育》

刘梦溪:十几年前,中国经济发展较好时,我提出经济的问题在文化,文化的问题在教育。我们经常谈文化,但是文化的根实际是教育,如果没有发达的、有秩序的教育,没有一个既和传统结合,又具有现代理念的教育体系,文化也不可能有很好的整合和发展,经济会遇到瓶颈。中国传统文化跟现代教育有什么关联?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资源在今天是不是还有它的意义,我谈一些我的看法。

第一,教育离不开典范。从思想文化史上讲,名副其实的学者应该是文化典范,而从教育的角度来看,他们要能够堪称师表。教育离不开典范,离不开大师一流学者,如果大学没有大师和一流学者,大学的内涵会打折扣。

上世纪40年代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先生曾说:“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非谓有大楼之谓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仪态胸怀更为后辈所称道。北京师范大学老校长陈援庵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元西域人华化考》、《史讳举例》是研究中国历史学者的必读书,陈寅恪先生对陈援庵先生的学问非常称赞,他们是 “史学二陈”。他认为陈援庵先生的学问是在清代史学家钱大昕之后的第一人。有这些大师级的人物,大学的风范才能得以树立。

现在大师和文化典范缺失,除长期反传统造成的文化断层,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国民教育存在问题。现在我们的教育形态是应试教育,它使所有年轻人都朝一个目标,从小学到中学、大学,连续不断的考试,最后为了得到一份工作。这个过程磨钝、消耗了一切可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学知识与职业内容并不能连接,现在所学内容主要是知识教育,而且往往是陈旧和不完全的知识教育。价值教育在这种教育体系中根本阙如。其来源,开始于欧美西方的教育,后来又学习前苏联,现在又转向欧美。即使涉及到价值教育的某些方面,内容也相当混乱,这样教育体系和我们的文化传统完全脱节,除了知识的反复输送,没有告诉年轻人怎样做人和怎样建立信仰,文化的问题实际上主要在教育。
第二,我讲一讲国学。大陆近十年流行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从学术来看是好事情。但是长期形成的文化断层,一朝的学问之热对断层的弥补会发生很多问题。比如说什么是国学?怎样拟定国学的概念才能跟国民教育发生关联。国学在中国的传统文本里面出现的非常早,《周礼》有“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的记载。后来在《汉书》、《后汉书》、《晋书》等很多经典当中都记载有“国学”这个词汇。现在庐山山脚之下,有中国的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白鹿洞书院。这个书院在唐朝的时候,它不叫书院,叫白鹿洞国学。南宋时期是由朱熹建设完成,形成很好的秩序。

古代讲国学概念,常常是指国立学校,并不是现代国学的学术思想。现代国学的概念产生在晚清, 1902年,梁启超在和黄遵宪的通信当中讲到创办《国学报》。 而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提出学校课程设置应本着“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原则,梁启超后来转述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904年,梁启超写过一本《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也讲到现在很多人以为西学越来越发达,对中国的影响很大,看到念新学的青少年“吐弃国学”,不免担心“国学”会被消灭。他说不必担心,“外学”输入得好,也会使“国学别添活气”。大家注意这些概念,我们觉得旧学、国学、中学几乎是同等的概念。总而言之,国学这个概念是和西学相比较而存在的。就像中国文化这个概念,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及明甚至清的前期、中期,找不到中国文化这个概念,它是晚清知识分子在西潮冲来的时候,重新反思自己的历史,提出了“中国文化”。那么“国学”这个概念,也是在晚清西学大规模进入的时候,反思自己的历史提出了国学的概念。而这个国学的概念,就是现代国学,它跟我刚才引用的国学概念不同,中国传统的“国学”这个名词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没有现代国学这个丰富的内涵。

但是我们要追问一下,到底什么是国学?他们提出以后并没有对概念进行分述。第一次分述的是胡适之先生。1923年北京大学国学门要出版一个刊物叫《国学季刊》,请胡适之先生写发刊词的时候,他解释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简称。“国故”这个概念是章太炎先生的发明,因为有一部书叫《国故论衡》。自从章太炎先生使用了 “国故”概念之,这个概念就成立了。那么什么是国学呢?就是国故学的简称,那么什么是国故呢?范围比较广,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历史文化,包括礼仪、制度、语言、文字、人物、风俗习惯、工艺服饰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这个国学的内涵太宽泛了,所以胡适之先生讲的“国学就是国故学”这个概念实际上没有被学术界所采用。

后来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国学是中国的固有学术,是学术史的内容。包括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代的理学、清代发展出的考据学。如果说这是国学,这和一般的民众有关系吗?和现在13亿人口中90%的人有关系吗?没有,不仅跟一般的人没有关系,跟从事人文学科研究以外的学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也没有关系。

因此说国学是中国固有学术,这个概念也值得质疑。但是有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几乎是二十世纪学问最好的学者——马一浮先生在浙江大学举行国学讲座的第一讲,他提出了国学的全新概念。他说国学实际上是“六艺之学”,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后来叫六经。这个概念厉害之处在哪呢?《诗》、《书》、《礼》、《易》、《乐》、《春秋》六艺是自古传下来的文化的文本,全部经过孔子的修订,在中国文化史上呈现了中国文化最高的形态,最特殊的文化形态。六经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我们立国和做人需要有依据吗?当然,什么是我们的依据呢?六经的基本义理价值,就是我们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如果连这个基本依据都去掉了,无所遵循了,你也不称其为真正的中国人。实际现在讲的轴心时代,就是公元前8世纪到4世纪这个时期,全世界各个文化系统第一流的思想家产生的时候,像释迦牟尼、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及先知等,他们存在的时间大体都是这个时期,也正是中国孔子产生的时期。这些思想都是各个文化系统的原点,印度也把释迦牟尼当成原点,伊斯兰也如此,古希腊文化也如此。
今天还要有补充。国学的内容除了经学之外,还应该有“小学”的内容,小学就是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读书必须要识字,光认字还不行,还要知道意思,所以叫训诂。字怎么读?所以要有音韵学。文字、训诂、音韵学的内容,也应该是国学的基本内容,它是国学的门庭、进阶,从这里进入经学。

六经的文字当然难读,但是我们有比较简约的文本。《论语》和《孟子》,就是进入六经基本的途径。因为孔子和孟子讲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而六经的基本义理是什么?我近年研究总结出基本的概念。比如说诚信,六经、孔、孟都放在第一来讲。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没有诚,没有信,还能存在一个人吗?还能存在一个国家吗?人实际上以信为主,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国际交往也还是以诚信为本,诚信就是中国最早的文化的基本理念。还有“知耻”,孔子讲“行己有耻”,《中庸》引用孔子的话,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你知道这三者就知道什么叫修身了。把“知耻”放在与“力行”、“仁”平等的地位。管仲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国的准绳,没有礼义廉耻,国无以立。而大学者顾炎武把廉耻提的更高。他认为廉耻是为人之本,如果没有耻,将无所不为,如果没有廉,将无所不取,什么都拿。甚至提出严重的警示,“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现在讲国家形象,有文化有地位的人更能代表国家形象。一般民众出去旅游,形象不佳也影响国家形象,这是上下一体的。

中国的两部书,《论语》、诗经》,不妨常读。论语作为我们修身、立身的基本依据,永不过时。所以我主张从小学开始开国学课,内容以《论语》开始,慢慢在高中进入六经的选读。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最高经典六艺经学是国学。
谢谢各位。

主持人:谢谢刘所长的精辟演讲。下面请台湾大学孙震校长来为我们演讲。孙校长是台湾知名的经济学教授,对台湾的经济有非常大的帮助,他也曾经担任过经建会委员,现在积极在推动道德伦理。

《孔子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孙震:刚才刘梦溪老师的演讲给我很多的启发。刘老师引述大师马一浮先生的思想,国学就是六艺之学,六艺就是《诗》、《书》、《易》、《礼》、《乐》、《春秋》,因为《乐经》不全,所以就是五经,《论语》和《孟子》是进入五经的门径。

我一辈子是一个经济学者,站在这个门径的旁边,还没有进门。所以我接着刘老师稍微做一点发挥。我今天主要把孔子的教育思想和当前的教育现况做一个对照,孔子的哪些教育思想可以补充现代教育的不足。简单的讲,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一个修身的教育,而现在的教育观念是一个致知的教育,格物致知。孔子强调品德伦理,现在教育讲求知识和应用。知识和应用如果缺少了伦理品德,可以行善,也可以为恶,这就是当前全世界问题根本之所在。

现在先讲一下孔子人生的目标。孔子要做什么呢?我觉得四个字是“修己为人”。“修己”就是提升你自己,“为人”就是服务社会。《论语》里子路问君子,孔子讲“修己以敬”,就是严肃虔诚的态度充实你自己的知识,来磨厉你自己的品德。子路:“如斯而已乎?”就是这么简单吗?孔子讲“修己以安人”,等到你自己的学问道德到达一定的程度,你就去帮助别人。子路讲就这样而已吗?孔子讲“修己以安百姓”,你自己成熟了以后,就来帮助全天下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安和,过幸福的生活。孔子讲“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讲修己以安百姓,尧舜都不一定做得到。孔子也没有做到。不过孔子没有做到并不影响他人生之美满。记得孔子讲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你要用到我有行道于天下,我们一起来提升生命的层次和生活的幸福;舍之则藏,如果你不用我我也不在乎,因为我的人生已经是非常的完满。

所以孔子的教育目的是为己,而不是为人。孔子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你自己的学养,让你十全十美,让你的人生完满;今之学者为人,今天的学者是为了取悦于人,找到工作,拿到一份薪水。所以境界是非常不一样的。孔子也讲“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想施展他的理想帮助所有的人,而不是为了自己有个工作,有一口饭吃。“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我们辛辛苦苦的耕种,可能老天爷不帮忙我们也没有饭吃,我们努力学习总有人给你一份差事。所以君子忧道不忧贫,担心的是不能施展你的抱负帮助所有的老百姓,而不担心你自己没有饭吃。这是他教育的目的。

孔子的教育内容是修身的教育,是品德重于知识。孔子讲“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孝和悌,谨和信,爱众和亲仁都是品德,只有文是属于知识之学,所以品德是放在知识的前边。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就是用六艺教学。

看孔子教学的态度。第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有教无类”,另外一个孔子的教学特点是“诲人不倦”,最重要的一点是 “因材施教”,“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语上也”。这句话是孔子讲的,我们大学教授不敢讲,因为所有的人在我们眼睛里面都是“中人之上”。

孔子对不同的学生提同样的问题,会适合发问人自己的情况给不同的答案。所以子路问孔子“闻斯行诸?”听到有事,我就要去做吗?孔子讲“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有父亲在,有兄长在,你为什么不商量下再去做呢?但是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冉有问他“闻斯行诸?”孔子就说“闻斯行之”,听到了就去做。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坐在旁边就问老师为什么子路和冉有问同样的问题,你却给他们不同的答案呢?孔子就说,冉有这个人比较容易退缩,我要鼓励他一下;子路这个人坚韧,他好胜有点冒进,所以我就拉他一把,不要让他那么的冒失。这就是孔子教学里重要的要点。我非常遗憾现在的教育制度里,我们做不到。大班教学里,不可能因材施教,教的是标准课本,大家接受同样的教育。

第二,为什么孔子的教育思想重视品德,而现在的教育重视知识?这是有历史和时代意义的。孔子思想产生在2500多年以前,当时是经济学上所谓传统经济停滞的时代,技术和经济是停滞的。当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准停滞不变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生产总产值有一个上限,在这个限制之下,无论增加资本或者增加人力,都没有办法让这个总产值增加。在经济停滞时期,国家的总福利来自社会的和谐与安定,而和谐与安定有赖于伦理和品德,所以孔子的思想是追求品德,并不是认为财富不重要,但是在经济停滞时期,总产量不会因为追求财富产品的增加而增加。所以不能鼓励大家追求财富,如果每个人追求财富,而总产值又不增加会天下大乱。所以重视伦理跟品德,不重视对财富的追求。

为什么现在重视知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后,技术不断进步,生产力不断提高,经济不断增加,知识日新月异不断追求,这时候社会福祉一方面来自和谐安定,一方面来自社会富裕,所以18世纪中叶以后教育的重点是知识的传承。

两千多年以来,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儒家经典是我国教育主要的教材,也是我们国家文官开科取试的主要依据。

东汉取试是贤良方正,取孝廉,是以品德被地方推举,然后进政府做官,所以品德一向是我们中国最重视的一个项目。跟现在社会不一样,英国工业革命刚好是清朝乾隆的盛世,那时候我们中国非常的强大。我们闭关错过了工业革命的列车,所以让西方的工业技术跟经济超越了我们中国。亚当斯密在1776年《国富论》里面讲,中国比欧洲要富裕,但是欧洲在进步,中国五百年来没有显著的进步,但是欧洲每天是都在进步的。所以两百年来,欧洲西方国家遥遥领先中国古老的文化。

1902年清光绪28年,清政府办成了新式学堂,实施新教育制度。民初大教育家蔡元培承前启后,他主张德智体群美五育均衡的全人教育。民国21年,1932年国民政府通令所有的国民小学跟中学都以“礼、义、廉、耻”作为校训,“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一直到现在,台湾160多所大学,只有12个大学的校训与孔孟思想无关。

第三部分是重知识轻品德的现代教育。现代教育追求知识,品德就被边缘化了。以台湾来讲,从小学、中学、高中的系统里被完全排除了。什么原因呢?因为台湾的教育完全是就业导向,找工作需要什么就教什么,学生是升学导向,小学毕业要考高中,高中毕业要升大学,所以大学考什么,小学中学教什么。90年代虽然开放了大学,但是大学的水准并不是一样,大家争抢进入前端的大学,所以品质的教育被排斥在外。

我引一个记者的调查。中小学九年课程,道德教育没有设科,也没有单独的教学指引融入各领域学科,已经成为隐性的课程。不仅仅学校不重视,家长也不重视,研究发现受访者都认为品德教育实施最大的困难在于没有合适的时间,其次是没有合适的教材,甚至家长也不认同。

但是一个国家的品德从哪里产生呢?靠政府的政令,靠家庭教育,靠学校教育,靠社会监督,“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现在都没有了。政府现在没有信用,家庭的教育功能式微,学校又不教,那么这个道德教育怎么产生呢?品德可教吗?品德当然可教,中国教了两千多年,品德教育有理性的部分,有知性的部分,有感性的部分,品德教育可以从理性和感性两个方面进行,在理性方面人生经过思辨选择所追求的价值,而最后归于伦理,达到人生的美满。

价值,财富、权势、地位可以满足世俗的欲望,没有听一个思想家说过这些可以安身立命,感觉到人生幸福美满。历史上范蠡又会打仗,又会治国,又会赚钱,但是他被人称道的不是他赚那么多钱,而是把钱分散给亲戚朋友。司马迁推崇他为“富好行其德者也”,最后归于品德。

西方也是一样。美国大企业家卡内基生前把95%的钱都捐出来,死后全部捐出来。他讲过一句名言说“死有余财,颜面无光”。从感性的观点看,道德教育需要树立典范,让人敬仰向往。亚里士多德认为应该从历史上、从崇拜敬仰的圣贤身上学习榜样。

什么是典范?他们能够牺牲我们丢弃不下的重大利益,甚至是自己的生命,来成就对社会的贡献,或者成就一个崇高的目标。我们做不到,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想到很多的例子,讲一个通俗的,《三国演义》这本书所树立的典范。里面树立了一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塑造了一个义薄云天的关云长。是不是真实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建立了典范。我以前看大陆的资料,看到文革时期大陆的剧作家吴祖光被斗争下放,他的夫人新凤霞是评剧皇后,红卫兵逼迫他的夫人要划清界线,她就是坚持不肯,她心里有典范,叫“男学关云长,女学王宝钏”,了不起。

过去台湾国民小学教生活与伦理,国中教公民与道德,高中教基本文化,现在却被束之高阁。所以我非常担心。台湾从今年起实施12年国教了,12年国教的课纲里面教的完全是西方的,要教公民权利,甚至还要教公民不服从。所以我要呼应刘老师,四书是品德教育文化传承最好的教材,应该善以利用。四书五经教我们伦理,教我们智慧,教我们汲取知识的方法,而不是知识的本身,有了这个方法以后,所有的知识都可以为你所用,所以真的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最后讲一下品德需要社会支援体系。社会支援体系和品德的原则相反,所以国家的文化是口是心非,讲一套做一套,我们中国有一点这样。因为社会的制度是相反的,所以社会需要一个奖惩制度,奖善惩恶,才能人人实现品德。这个支援体系在中国古代就是叫做礼,我引用司马迁的一段话,“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你行善我就给你名誉,你行恶我就给你惩罚。现在换了一个词叫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同样讲社会的奖惩制度,奖惩的功能建立在廉能的政府,清明的司法和健全的社会组织上。所以这些年来我在台湾做了很多推动,希望能使社会组织作为品德教育的中流砥柱。我也看到习主席这一年来的努力,对大陆的廉能的政府有厚望,谢谢大家。

主持人:接下来请著名教育家、长江教育研究院的院长周洪宇院长,他的教育类著作非常多,有二十余部,而且被中国教育电视台评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教育风云人物,也被中国教育宣传委评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基础教育最有影响力的三十人之一。

《中华文化对“新轴心时代”的教育意义》

周洪宇:很高兴有机会来参加“2014两岸人文对话”,谈谈我对 “新轴心时代”教育意义的一点理解。

今天来到美丽的杭州师范大学校园,我想起两个人,一个是王阳明,另一个人是陶行知,王阳明是明代哲学家和思想家,陶行知是现代的平民教育家。

490年前王阳明来到杭州的万松书院,为万松书院的重建写了一个碑纪,提出了16字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他强调儒家传道的脉络。

90年前陶行知也来到杭州推动杭州的乡村师范教育,指导创办了浙江省乡村师范学校。他借鉴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学说作为学校的校训,叫“教学合一”,推动了浙江的平民教育的发展。

无论是提倡新学的王阳明,还是倡导平民教育的陶行知,中华文化的兴传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与其说王阳明和陶行知在杭州创造了跨越数百年的中国文化教育的历史渊源,不如说他们共同谱写了中国文化传承的篇章。

今天两岸学者齐聚杭州,一起挖掘传统文化的教育、价值,探讨教育是如何延续传统文化的血脉,我觉得很有意义。所以我想把这个作为引言,回到我今天谈的主题,“中华文化对‘新轴心时代’教育的意义”。

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谈谈我个人的理解。第一是从新文化观看中华文化特有的精神气质,第二个问题是从中华文化历史传承中找寻传统教育的精神归旨,第三个是“新轴心时代”下传统文化教育要“再传统”、“再儒学”。

什么是文化?众说纷纭,有的说有一百多种,有的说两百多种,现在很难统计清楚,比较普遍是“文化是人类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我认为不对,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财富论,它主要是来自前苏联和日本,把文化作为财富。我个人的观点是文化是人类的一种活动方式和它的成果,所以我个人是主张文化的活动论,因为文化不等于都是财富,文化里边也有糟粕,文化有正资产,也有负资产,有积极也有消极。文化从词语上来说主要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它与文明不一样。有人类就有文化,但是有人类不一定就有文明,文明是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之后出现的产物,所以斯宾格勒说,“文化的宿命是文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有一位朋友跟我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霍夫斯坦德在《文化的结局》这本书提出了一种国家文化模型的看法,如果说你要用一个外形的特征来描述某一个国家的文化属性,你认为中华文化的属性特征是什么?这位朋友提出之后我想了一下,想了以后我觉得可能用中国文化是一个圆球体来表述比较合适。文化特征作为一种文明的最高表现形式,实际上是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的一个真实的投影。传统社会是儒家四书五经的一体化社会,我们整个社会体系像《易经》里面的乾坤图一样,从天下到国家,从家国到天下,这样一个为学为政圆形的路径继承了孔孟一贯的精神,就像在不同大小圆形的轨道上运行,这个圆轨的中心就是大一统的君权。所以当无数个大小不一的圆圈,经过历史叠加的时候,我们中华文化全息的图像看上去像一个圆球体,当然这个表述不一定科学。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了“轴心时代”的概念。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是一个人类智能大爆发的时代,像古希腊,中国、印度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对人类关切的根本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精神导师孔子就诞生在这个时代,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

在轴心时代,中华文化形成了包容性和持久性的两大特色,钱穆先生很形象表述了,他说“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部剧,一部剧总要落幕的,一首诗在和谐中跃升到新的阶段”,“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而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这才有了世界上唯一的五千年从未中断的灿烂文化,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形象。

熊十力对这个也做了解释,他说“汉族之性情,宽大而和易。汉族所以伟大者,以其有包容性与持久性故”。他讲的是汉族,实际上是广义的中华民族。我个人感觉到中华文化是以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为主体的系统,是一种民族的生命共同体,这种价值观念放大到整个社会中就成为一种活动模式。这个活动模式至少可以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是谦谦君子的人格模式,第二科技赋于的社会模式,第三不偏不倚的行为模式,第四是知行合一的学习模式。

下面谈第二个问题,从中华文化历史传承中找寻传统教育的精神归旨。如果我们把一个有悠久历史、有旺盛生命力的文化比作一条奔腾的大江大河,它必然有一个源头。它在流动当中往往会有一些江河汇入,而教育就是不断流淌的水,我把它称为文化与教育的同生共构关系,我们只有站在文化的源头,才能真正认清我们的文化特色和教育的优势在哪里。在轴心时代,孔子老子等先秦们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可以说儒学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也是我们传统教育的灵魂和基础,它全面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传统教育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呢?我是这样来概括它,是以“有教无类”为教育对象,以“格物致知”为教学方法,以培养君子为教育目标,以经典知识为教育内容,这里面包括政治教育,伦理道德教育,知识教育、体育等等。

传统教育前期是一种养士教育,到后来发展成为一种道德本位的模式化教育,儒家不是一种有组织的严厉的宗教团体,不像西方的基督教组织那么严密。儒家对传统中国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它的影响很全面的。那么儒学为什么在过去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它又有怎样一套运行机制呢?余英时在《现代儒学的困境》这本书里面,提出一个词语,叫做建制化,古代上至朝廷礼仪、国家的组织和法律、社会的礼俗,下至族规家法、个人的行为规范,无不包含在内。一切自上而下的建制都灌注了儒家的元素,这一儒家的建制主体到辛亥革命以来就崩溃了,既然建制一去不返,儒学就成了游魂。

尽管儒学成了游魂,丧失了以往显赫的主宰地位,但是一切古老文化的价值观念,不断在知识阶层的手中不断获得新的诠释,而且传播到民间社会,在民间社会以小传统的形式,通过集体记忆得到了保存发展。这种集体记忆就成了儒家道德意识最后的藏身之地。在中华文化里,我们每个人都是通过我们的父母亲,亲朋好友,熟人讲那些二十四孝故事,弟子规,千字文这些东西,接触到传统文化,有了这种传统的意识。

前面我提到文化是人的一种活动和活动的产物,因此我们对于文化不能只从正面来理解它,也要看到文化确实有它糟粕的地方。中华文化的糟粕我概括为四个方面,一个是缺乏公民文化,第二缺乏法制文化,第三是缺乏科学文化,第四是缺乏创新文化。前面三点林语堂在他的《中国人的智慧》里面,已经提到了,我做了一个补充,缺乏创新文化。中西文化对待知识与德行的关系有着明显的差异,儒家认为德行就是知识,德行的标准就是符合五伦五常的秩序,苏格拉底认为有知识就会有德行,就会知道什么是善,也说明了中西不同的教育目的。

文化必须是活态的,要渗透到人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才能有持久的生命力。儒学也必须是活态的,让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孩子更有兴趣接受参与其中,在这个方面美国人做的比我们好。1998年迪士尼推出了《花木兰》这个电影,他把花木兰替父从军的东方传奇与迪斯尼的现代动画艺术结合,美国版的花木兰,不但有东方传统女孩的勇敢善良,忠贞、贤慧,而且还有西方摩登少女的自由、大胆、俏皮,可以说这就是对传统的再生性创造。所以我有一个想法,过去林毓生先生提出个概念叫做“创造性转化”,李泽厚先生对这个概念做了一个修订,他提出一个“转换性创造”。这两位先生我都很尊重,他们的这个提法也是经过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提出来的,我个人在考虑,能不能用另一个概念,就是对传统要根据我们当代现实的需要,实际的需要,进行一种“再生性创造”。

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传统文化绝不是进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品,仅供欣赏和观瞻,它更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应对这种原生性的传统文化进行再创造,再发展。

二是中华文化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再生利用,需要以一种全球视野、中国本位、实践导向的立场,不仅要从本国,而且要从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化来吸取营养,赋于它新的生命。

第三,中华文化的创造主体不仅仅是少数实现儒家理想的知识分子或精英群体,而应该是普通大众,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少数的知识分子和精英群体,更不应该寄托在所谓的圣贤或者领导人身上,应该把传统文化再创造的希望寄托在普通大众。

最后,新轴心时代传统文化教育要“再传统”“再儒学”。“新轴心时代”这个概念,是汤一介先生比较早提出来的。

他认为新轴心时代和旧轴心时代不同,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在新轴心时代,世界文化的发展将不是各自独立发展,而是相互影响,文化多元共存的一个局面。第二个就是新轴心时代将是一个多元对话的时代,是一个学科之间互相渗透的时代。第三,新轴心时代的文化将不可能像公元前500年前后,由少数的几个思想家主导,而将是由众多的思想群体来导演,汤先生认为不可能,也不必有少数的个别圣贤,他认为是未来是思想群体。我个人认为不能局限于思想群体,还应该以广大的普通的大众,这样传统文化才能活化,才能发展下去。

对于未来传统文化教育里面和我们今天怎么对接?怎么形成一种新的适应时代发展的教育?最近几年我来考虑,能不能有这么一种新的教育观,我把它概括为“五全教育观”。

第一是新的全民教育观。孔子在两千多年提出“有教无类”,他当时用自己的方式打破了贵族的教育特权,招收学生进行讲学,不论什么阶层,只要交少量的束俢,无论贫富、贵贱、少长、才德高下,都可以成为他的学生。我们今天要实现社会的公平,要实现教育的公平,通过教育公平来推动社会公平,也需要从孔子、从儒家的教育思想里面,特别是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里面,发展出一种新的全民教育观。

第二个是新的全人教育观。教育是育人的事业,首要是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人格,使他具有高贵的灵魂和高尚的情操,懂得爱人、尊重人、理解人,用儒家的话说就是“人格养成”,还要使学生掌握丰富的知识和技能,具有学习力、生活力、创造力,陶行知先生讲要“培养真善美的活人”,也是一种全面教育,而不是今天现在社会所谓的“单向度的人”,那么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对传统再生性的创造。

第三就是新的全面教育观。传统教育中的“六艺”,部分对应今天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我个人认为原有的提法有的合理性。我个人主张要推动合育,合作的合,以中华文化的合为基础,以合群,合作、合想为内容的一种新的教育。最近十多年我在武汉鼓励一些中小学校推动这种合育的实验。我们可以从传统的“六艺”当中吸取一些有益的营养,进行再生性的创造。

第四,就是新的全程教育观。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活到老学到老,教育是终生的历程没有终点,教育是生活的一部分,不能与生活脱节,教育不应局限在学校和青少年阶段,而应该拓展到任何场地,任何时间,任何阶段,我们今天要构建现代的终身教育体系,应该也有可能从我们传统教育里面的终生教育的思想营养里面发掘出来。

第五,就是新的全球教育观。儒学有天下的视野,有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从这个里面可以和今天的全球化对接,要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观点,树立开放性的观念。七十多年前陶行知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的题目叫创造学习,文章文字不多,但是写的非常的精辟,在这篇文章里面有一些话讲的非常好,他开头这样说,“创造主未完成之工作,让我们接过来,继续创造。”儒家思想在轴心时代滥殇,在汉唐帝国兴盛,它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不断创新积累,才有了顽强坚韧的生命力。那么在今天的新轴心时代,工业文明也在发生悄然的变化。

第三次工业革命正扑面而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文运随世运无日不趋新,中华文化亟需对传统“再生性创造”。陶行知说“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望在座的有识之士,携手全社会的力量一同去再认识,再突破,再创造,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的大业,谢谢大家。

下半场

主持人: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 王石

主持人:今天上午,刘梦溪先生、孙震先生和周洪宇先生三位为我们贡献了一场精彩的的演讲。下午第一位是台湾教育学家、嘉义大学的创校校长、淡江大学教授杨国赐先生。

《儒家思想与天下一家的教育》

杨国赐:很荣幸能够参加这一次的两岸人文对话。上个世纪,人类社会遭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甚至教育学家,都在努力探求世界和平的途径。有人倡导国际教育合作、文化交流来促进世界的和平。但是各位可以看到,他们强调经由共同文化的设计交换研究的成果,比如从事教育制度的比较跟分析,增进所谓彼此的了解。但是从这个想法来促进世界各国的和谐跟进步,到今天看起来效果还是不彰,有待于加强。

所以,我们也认为必须着手思想的改造,以发扬儒家的人文思想,作为全人类思想的指针。简单说,儒家对人的最高理想是贡献一己,以利天下国家的思想。此种思想的基本精神,强调“人”的建设,谋社会与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进而谋求世界人类的幸福与和平。

其次我简单分享一下我看到的中华文化的特质。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发展源远流长,而且博大精深。我认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秉持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事开太平”的主轴。而这个神圣的使命,亟需不断的努力探究,要不断的更新,然后以弘扬中华文化的传统,进而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这有赖于两岸学者共同承担这一重责大任。

我们的文化特质有下面几项。第一强调“天人合一”。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天、地、人合称三才,并以三才作为万物的根本。董仲舒认为天生人以和万物,地载人以养万物,圣人教民以成万物。天道施仁,地道成化,人道行义,才能构成宇宙的知识及一切的完美。其实天人合一的思想,大都是在阐扬儒家的学说。

第二是“人文思想”。中国人文思想渊源深远,首先见于《周易贲卦彖传》:“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华文化体认到人类的一切问题唯有依靠人类本身的仁爱关怀,互助团结,才能获得最妥适的解决。于是从最基本的人心着手,崇尚人伦教化,由个人家庭而推广到天下国家,由道德情性而遍及于社会人生的所有层面。顺此发展,中华文人就沾染了人文的色彩,人文精神也就成为中华文化最基本的特质。

中华文化特别强调人伦教化,诚心本性为重,因此在人性沦丧,世局迷茫的今日,只要我们能善加把握,深信此特质将成为指引世人脱离迷津,导向正途,以对抗一切斫丧人性的强权的一盏明灯。

第三是“伦理观念”。中华伦理思想植基于农业文化与家族制度。自古以来,已具端倪,列圣先贤相传,益趋完备。孔子集其大成,体系大备,更见充实光辉。盖人之异于禽兽,在于道德的实践,故《大学》有云:“君子先慎乎德”。其实,道德乃是一抽象概念,而实践则有赖人伦是否端正,人伦端正,道德始立,道德既立,天下乃能平治。先哲深谙此理,是以政治的第一要务在“正人伦”。《孟子·滕文公》有云:“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二千多年来,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伦理观念,对于民族的成长发展,有极其重大的贡献。对内而言,有安定社会秩序的力量,虽历经变乱,社会基础仍相当稳固,不因之而动摇,民族文化也能绵延发展;对外而言,则有同化异族之功,虽迭遭外患,甚至亡于异族,而皆能以伦理文化的力量,使其融合于华夏之族。是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居功至伟。   

第四是兼容并蓄的融合力。中华文化是以人为本位,重视人伦,有一套颠扑不破的现实人生的哲理,这种重视人文的精神,永远与整个民族生活脱离不了关系,而代表中华文化的孔孟学说,所垂教万世者,即在充分实践“人道”精神,努力发挥道德勇气。其实,就是一种人生之学,人文之教。因此,中华文化表现于外的特质,显得特别的平和,且具有兼容并蓄的融合力,正因为有这样的特质,才能使中华文化万古常新。

事实上,中华文化是一种重视人生的和平且切实的文化,其精神则出自内心深厚的人道观念,其实就是孔孟的仁爱精神。这是一种由“亲亲而仁民,由仁民而爱物”的积极具体的行为要求,要人发挥“己饥己溺,推己及人”的恕道,使人与人间能以敬爱相待,才真正合乎儒家的人道精神。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以人为主轴,成为一切行为价值的无限泉源,进而融合客观世界上平列分离东西,才能建立一个幸福而有秩序的社会。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多元文明的组合,且朝向自由开放的社会发展。在这个新世界里,最普遍而危险的纷争与冲突不在社会阶级、贫富或其他经济团体,而是在隶属于不同文化实体间的冲突。具体言之,人类的重大分歧和冲突的根源,其实就在文化。

英国著名史学家汤恩比精研中华文化,曾说:“十九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文化弘扬于世界的世纪”。我们深知,由于中华民族不断的吸收融合,国族不断的扩大,而且文化也因此不断的更新,就是因为中华文化兼具包容性与伟大的同化力,完全要归功于中华民族的德性和优越的文化内涵。
中华文化传统教育思想的精妙是在哪里?我们都知道一国的教育思想,往往有其传统文化背景之孕育,但仍受文化支流传播来的它国教育思想的影响。但中华文化传统教育思想,自西周以迄近代,仍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简单的说,中华教育思想的主流,大致以儒家为宗,自始至终,绵延一贯。然因时代需要不同,其中教育思想的发展略有演变,但其思想的精华一直影响今天的教育发展。   

那第一个,就是明人伦的教育。中华传统的教育,最重人伦关系。因为人伦是中华社会秩序的基础,而人伦的扩充,就是人道的发展。是以政治贵在正人伦,教育则重明人伦。

中国古代的人伦之教,即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伦,应以亲、义、别、序、信五德或行为标准为规范,成为个人立身处世的伦理或道德判断的基础,构成善与他人相处的联系纽带。这五德或称五教,其实含有浓厚的道德教育色彩。

人伦是安定社会的主要支柱,伦理关系一旦失调,则社会秩序便陷于紊乱,而人民生活必随之不安。所以中国古代的教育目的,以“明人伦”为中心。教育的理念,使人明了人己的关系和应尽的义务。

第二“修己善群”。中国古代圣哲,都存有“内圣外王”的思想,与“继往开来”的抱负。这种理想的实现,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自我完成与自我实现,即是修己;另一方面是服务社会贡献人类,则是善群。孔子自述其人生理想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并且要“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孟子则主张学者“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修己、己立,是个人道德的培养;安百姓,立人,则是人群福利的发展。

我要强调,人生的责任在光大一己的生命,以求人道的发扬;贡献一己的智能,以增进全民的福利。此亦即中庸所谓的“成己”与“成物”。然如何能成己,如何才能成物。儒家于此有极其完美且简易可行的方法,即大学中所载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德目。由此可知,儒家修己善群的教育思想,层次井然,体系完备。
欲明道者,则宜由成己开始;欲成己者,则宜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开始。进而以学问道德修好其身,使达贤人人格的标准,此即所谓“内圣”的理想。欲济世者,则宜由成物开始。成物者,即由亲亲而仁民,而爱物,而成物,而使万物各得其所,亦即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登斯民于衽席之上,措万物于安定之乡,此即所谓“外王”的理想。   
第三个在“涵养心性”。教育最重要的因素是人,而人的本质又决定教育的成败,中国古代的教育家有鉴于此,因而对于受教育者的心性涵养,极为重视。
孟子的教育论,是由其性善论而来,性是心的倾向,心是主宰。依孟子之意,以为人性皆有善端,教育的目的,在于固善去恶。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简言之,教育的目的,在存善去恶,也就是以教育手段,达到个人人格的完美。孟子又说:“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茍失其养,无物不消”。故孟子所认为的心性涵养的极致,便是养成“浩然之气”。

第四是“格物制知”。关于格物致知的理论,《大学》首先提到:“致知在格物”。然而如何格物方能达到致知的目的?格物的方法如何?其程序又如何?中庸对此有详尽的开示,其言如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我们今天求学问的很好的范式。当然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都不一样,所以“人一能知,几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如此,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第五是“中体西用”。所谓“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在中西并取,对西方文化,只接受其科学、技术与法政;对本国文化则坚持仍保守其礼教、伦常与风俗。换言之,所接受者惟西方物质文明而已,对本国固有的精神生活,仍一致保留。

那我下面要讲儒家的大同思想。首先要探究儒家思想的体系。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文思想。其思想体系即以人性为本位,以仁爱为中心。仁爱二字与欧美“博爱”二字相似。不过在实践的程序上,儒家更能注意到由亲及疏,由近及远,循序渐进的道理。

儒家仁爱精神的出发点,始于孝弟。孔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盖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乃是人性的最初表现。因此如能将孝弟的观念加以扩大,便能友爱他人,同情他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这种仁爱精神的具体表现。

而儒家的仁爱精神,表现在社会关系上,便是“忠恕”之道。尽其在我谓之忠,推己及谓之恕。忠是从自己出发;恕是设身处地,视人若己。“忠”和“恕”都是仁爱精神的表现。恕道具有消极和积极的意义。就消极面言,子贡问:“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乃表示消极的推己及人,是消极的恕道,仅仅做到不侵害别人而已。就积极面言,子答子贡曰:“夫仁者,己欲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此乃表现积极的推己及人,积极的恕道。

仁爱精神表现在人类的关系上,便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大同世界。礼记礼运篇所描绘的大同世界,就是一幅美丽的和平世界的蓝图,也是以人类仁爱的本性为基础。
儒家的大同世界,归纳言之,表现在三方面:在经济制度方面,叫做“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己;力恶其不出身也,不必为己。”这是说大同社会的生产是劳力开发资源,而以养民为目的;大同社会的劳力是社会服务而不是工资劳动。所以大同社会的经济制度是以合作为基础,以服务为目的。

我们再看社会制度呢,“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独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这就是说,在大同社会里,儿童不会失去教养,壮年都能得到职业,男女都有配偶,老年都有归宿,家庭生活安定,如有鳏寡孤独,疾病残废,也都受到国家的保护和社会的扶助。

那政治制度就是讲“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就是民主国家主权平等的世界。在这世界里,“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这是“天下为公”的永久和平世界。
总之,儒家的大同思想,系以人性为本位,以仁爱为中心。由亲亲之爱,推而至于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儒家思想上本天道,下符人心,内圣外王,有仁爱宽厚的纯情,民胞物与的雅量,亲仁善邻的远略确有启发今后世界新思想的潜力。   

最后谈到推动天下一家的这个教育的作法。美国哈佛大学杭亭顿教授就认为在这个新世界里,最普通、重要而危险的纷争与冲突,不在社会阶级、贫富或其他经济团体,而是在于不同文化实体的冲突。因此杭氏认为未来世界要成为地球村,同质文化固然要合作,不同文明更要相互支援,由此可见世界和平之道,就在于文化的融合发展。

那我们深知,中华文化兼具包容性与优越性,绝非其他文化可相比拟的。所以中华民族禀有坚强的持续性,同时又兼有伟大的同化力,完全要归功于我们民族的德性和伟大的文化内涵。今后若欲建立新的世界秩序,鉴往知来,则有待道德的重整,以及回归人性的本真,那就有赖具有兼容并蓄的融合力的中华文化的发扬,以承担拯救世界的重责大任。个人认为欲实现这重责大任,亟需结合两岸学者同心协力重新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才能重振世界人心。

所以要想推动天下一家教育的这样思想,就要回归到儒家的大同思想,而儒家的大同思想就是以人性为本位,以人脉为中心,那也就是儒家思想的根源。因此儒家的教育的理想,就在于发扬人性,完成人格为起点,而以建立仁治之国和大同世界为归宿。

那儒家思想的教育和基本精神,特别要提到,人性的发扬和人格的完成,不但是修身的条件,也是实现理想政治和大同世界的始基。礼记中庸篇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换言之,若要实现理想的政治,首须培育理想的人格。

儒家要使人成为“人”,以至于理想人,教育目的应该指向于发展人性,培养人格与改善人生。如果人人具有如此完美的人格,人人能充分发挥其善良的本性;而后可以治国平天下,以造成一个安定繁荣、自由和平的社会,富强康乐的国家,和四海一家的大同世界,质言之,儒家教育的切近目标,在于培育具有人性的仁人;其教育的最高理想,在于建立仁治之国,和实现大同世界。

儒家强调为学之道,既重在人格的完成;因此,教育的方法,就特别重视人格的感化。人能尽己之性,亦能使他人感化而归于善。这种人格感召的作用,乃是启发人性,完成人格的有效方法,也是儒家教育精神的具体表现。尤其对当前两岸教育界同仁具有重大的意义与启示,值得我们深思反省。   

儒家思想系以人性为本位,以仁爱为中心。教育的理想即在于发扬人性,完成人格,以建立仁治国家促进世界大同。在教育内容上,注重德、智、体、群、美等五育的平衡发展;在教育方法上,注重学生的自动自发和教师的人格感召。这种教育的基本精神可作为实施天下一家教育的基础。天下一家的教育,要能一方面培养独善其身的好国民;另一方面能培养兼善天下的世界公民,那么大同世界的理想就不难实现。

希望两岸交流能够更加进一步的合作,相信从教育着手,一方面能够独善其身,慢慢兼善天下,能够作为世界的光明。

王石:谢谢杨校长为我们讲述儒家的思想和儒家的教育思想。今天上午占祥主席提到了昨天习近平主席讲到的一句话:“对于五千年的中华文化要给予尊重和思考。”我觉得这两个词语非常重要,一个是尊重,我们举行这个对话,就是尊重。我们四次对话都是以中华文化为题。第一次“中华文化与世界和平”,第二次“中华文化与学生品德教育”,第三次“中华文化与企业伦理”,第四次“中华文化对当代教育的意义”,都在讲中华文化。这本身也是表达我们对中华文化,对自己的文化的一个尊敬,一个敬意。第二是思考,我尤其感觉到思考对今天的重要。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还记得当年是如何批评中华文化的。我们的前辈、前辈的前辈批评中华文化,现在我们又说二十一世纪是弘扬中华文化的世纪。这个完全是对立的,而且别的文化也好像不能跟我们相比了。这个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理性的思考。不能过去什么都不是,现在什么都是。

上午孙校长说到 “重知识、轻道德”,我同意是重知识、轻道德,但是反过来更不行。我始终认为知识是文化中间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乡下老百姓说这个人有文化,有很大的程度上是说这个人有知识,他会写信,他会写字,他有知识。那在现在这个世界上,在科技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处理好品德和知识的关系,道德被轻视,可是它应该是放在一个什么地方,它应该怎么样才能被年轻人接受。

上午刘先生说到了很多典范,胡适、傅斯年、马一浮、陈寅恪,他们是大师,他们是我们的偶像。今天会有这样的大师吗?

回到这个题目,我觉得习总书记提出思考,也包括思考中华文化有哪些坏的东西。单靠中华文化,中国也不可能强盛起来,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种思想只靠它本身都是不行的。所以刘老师提出还要读外国书,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忠告。

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理性看待我们的文化,也需要理性的看待别人的文化。看我们有什么好的和不好的,也要看看别人有什么不好的。

下面请杭州师范大学教授、副校长、国学院院长何俊老师。


《国学教育制度化的路径与思考》

何俊:我首先向主办方表示衷心的感谢,能够邀请我来参加。参加论坛的八位学者当中,有80多岁的孙校长,刘先生也70多了,像我这样比他们小30多岁的人,能够跟他们一起来讨论,非常荣幸。

今天我跟大家一起交流国学教育制度化的一些思考。

马克斯·韦伯在1905年就任佛兰堡大学教授的就职演说里有一段话:“当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的坟墓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类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在1905年的德国,正是德意志民族团结、崛起、复兴的时候,但是韦伯的这个思考,似乎并没有对德意志民族产生多大的效应,因为不到10年,德国就掀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又过了30来年,他们又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很大的灾难。

今天的中华民族正同样处在一个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和平崛起,将给世界带来什么?将给我们自己带来什么?这些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恰恰是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源远流长的一些精神资源。

今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会议上,主题是儒学和平与发展。习总书记到会讲话,对中华文化在历史中的贡献,和它对当代世界的挑战所具有的、回应的能力,给予了全民的阐述,这对我们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很深刻的一个启发。

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这个话题,就是站在这样的一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中华文化在未来的民族的发展的过程中,它将把我们引到哪里?它对世界会贡献什么?

当讨论国学教育制度的时候,并不是简单的局限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里。就像刚才王石先生所讲一味的肯定自己。我用很严重的话说,这是一种自恋。不应该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中去思考。我们是在一个开放的视野里,必须要考虑当代教育面临的挑战。

我把挑战归为两类,第一类是现代性及其带来的问题。近代中国努力追求的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在这过程中,我们认为我们的固有文化是一种包袱,所以唾弃,甚至更极认为现代化就等同于西化。今天我们不再简单的认为现代化等于西化,但是现代化所带来的问题、面对的困惑依然是我们在重新认识传统、认识国学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

现代性有四个主要的要素,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公民社会、理性精神。面对传统的时候,这四大要素怎样打通古今?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

现代社会中,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物质追求的单向性,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在一个城市里,个人变得非常的无助。我们的国学如何来回应这些问题?除此以外,我们还没有完全完成现代转型,但是已经又面临了后现代的冲击。后现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高度发达以后的一种社会思潮,一种生活形态。事实上又是一种思想的问题、观念的问题、生活方式的问题。按理说,中国还没有到达这样一个境地,但是中国有一部分地区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后现代的这些问题,同样在今天的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解构,自我与他者的问题,女性主义的问题,对身体的理解,对游戏的看法,对新技术的支持等等,这样的问题迎面而来。

也就是说,现代性的问题还没有在中国彻底的建立起来的时候,西方后现代的问题已经来了。如果说现代性是为了建立秩序,建立一种连续性,那么后现代恰恰与它相反,是要承认片断的作用,要打破秩序。所以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就处在这样一种双向的这种撕裂过程当中。在西方社会,它从现代转向后现代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可是在中国几乎是同步进行。尤其有意思的是,当工业化社会的时候,现代和后现代两者之间的边界还可以有所区隔,今天由于互联网的出现,虚拟世界的建立,使得我们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问题,在一个新的技术平台上面,得到了一种融通。这些问题,都对我们的国学教育带来很大的挑战。

当我们思考国学教育制度路径的时候,不能只是简单的去读几本古代的书。我们必须始终站在现代人的观念上去理解、吸收传统的东西。这不是说我们用今天的标准对古人加以粗暴的取舍、贬斥,当我们对传统抱以敬意、尊重、同情、思考的时候,始终要记住我们已经是现代人。

第二个问题,当谈国学教育要引入现代教育的时候,不能带有一种独断论的考虑,我非常同意刚才王石先生发言中所表达的开放的胸怀,因此当我们去看传统、学传统的时候,要看到传统思想对当代的启发,具有的可能性。在这一点上,孔子是非常了不起,孔子常强调“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四个缺点就是独断性的表达,是孔子在他的思想当中始终是要摒弃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带有一种可能性的、探索性的一种理解。中华的传统是多元、多向。现在也有同志会问国学是什么,总是希望给一个简单的命题。

儒家的思想占主体地位,但不是全部。我今天用儒家的思想做一个案例,也只是选了两个点,一个是孔子,一个是宋代的新儒家。

孔子行教的永恒价值可以从两个方面谈。第一是关于教育的对象与目标,这个思想可以带到我们今天的教育中。比如他的对象和目标,强调世俗化、强调理性化,强调人情感的处理,强调人格的完整性。孔子的教育实践,课程设计,启发式的教育,对于道、对于格、对于仁、对于义之间的关系是怎么处理,这些是孔子教育的实践给我们的启发。
再比如说宋代新儒家所建立起来的思想世界、价值世界和生活世界,对于近代以后的中国影响是巨大的。比如说理性精神,理性世界的间隔。中国在新文化运动以后,接受科学的思想是跟宋代新儒学强调格物制知这样的理念有关系的。还有历史本体论的观念。我们看问题愿意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而不是简单的从某个点抽象得说。这些都是宋明理学带给我们的财富。
我们把国学教育带到现代的教育系统当中,必须要有这样一种开放性的、探索性的思考。

最后,我想从技术层面上来看这个问题。十八大以后,总书记强调了文化自信的问题,又有一系列关于中华文化的讲话,而且一次比一次讲得重要,提到了高度,清晰性。

这些讲话,给出了既高屋建瓴,又细致入微的一些讨论。但是相比较来讲,教育界对此的回应是很不够的,而且是带有某种消极性的。我前不久参加了教育部社会科学部的一个会议,来的都是一些圈内最重要的专家,包括有些本身就是做国学研究的,让我很诧异的是,他们对国学教育持不赞同的意见,我很震惊。所以国学教育在现有教育体系当中依然有很大缺失。大家知道,许多高校都有国学院,但是在教育部的学科门类当中并没有国学这个学科。反对立这个学科的,恰恰是主要是文史哲自身,这是很奇怪的。
 
把国学教育引入到现代教育当中,应当有一个期望,我觉得应该在两个方面去进行探索。

第一,在我们的教育当中一定要以传统文献为主,现代概述为辅。一定要让我们的学生去读古代的书。不读就没有亲切感。

第二,中国传统的国学既是知识也是一种价值系统。我们要把两者贯通合一。

在今天的国学教育制度化中,各界,包括我们的两岸论坛,都应当表达自己的声音,应当努力使国家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增加国学作为必修课程,相当于初中、高中、大学必修的外语。我们有语文,但是大量在读现代白话文,仅有的一点古诗词、古文都剔除了,以至于总书记在视察的时候,都表现出了不满,甚至用了“去中国话是很悲哀的”这样严重的批评。

今天这个教育系统中,国学课的缺失,并不是今天造成的,而是整个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中过来的。晚清的改革使我们的传统断裂, 1908年,浙江省成立了两阶师范学堂,那个时候是晚清,校长必须是前清的进士,所以沈钧儒先生出任校长。1912年民国时期,校长是学者经亨颐。当初学校里有一些晚清的人坚持在教育当中要有廉耻教育,而提倡辛亥革命的人认为这不行,代表人物就是鲁迅。

我再举一个例子。1918年李叔同出家,为什么出家?学界很少人可以回答。李叔同也是很先进的,可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慢慢又厌倦了这样的激进。后来他读到晚明刘宗周的《人谱》,意识到这是有问题的,然后他出家了,不做禅宗改做律宗。

我想说这个过程是经过了一个很痛苦的历史的周折的过程。另外还有一些国学教育的探索,但是我们注意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个邀请的人就是章太炎,他拒绝了,为什么?章太炎始终坚持在民间讲学。他在民间的讲课当中强调,必须要读《论语》、《孟子》、《大学》,特别强调要读《孝经》和《儒行》。我们今天对《孝经》和《儒行》很少关注,其实《孝经》非常重要。中华民族为什么千年绵延不绝,原因就在于传承,传承体现在《孝经》。不要把《孝经》简单地理解为儿女对父母的孝,这本书可以说代表我们对前一代人整体的继承。

宋代的学子们面临没人读得懂五经,于是他们编纂了“四书”,又觉得太多,于是又编了《近思录》。可是今天怎么办?国学的课程从小学到大学,应当有一个系统的一个体系。这个问题,至今我们还没有完全提出来,有待于我们实践和思考,谢谢大家。

主持人:何俊校长是主讲人里最年轻的。他从我们面临的现代性问题,挑战问题,以及各种可能性的问题思考,表现出年轻一代学者的一种思考成果,我想这可能是躲避不了的。我们今天的国学、传统、中华文化,躲避不了现代性的问题,也更不能躲避现代化的问题。
下边我们就请台湾华梵大学校长、哲学家朱建民先生发言,他的题目是“教育的变与不变”。


《教育的变与不变》

朱建民:各位专家、各位学者、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我用类似聊天的方式和大家谈一下。

首先讲一下我自己的背景。我中午吃饭的时候特别跟刘梦溪老师坐在一起。刘老师很厉害,他一眼看到我就说:“你的底子是儒学,但不全是儒学。”我一听心里面有点儿慌了,被这位老前辈一看见就知道我是混杂不纯的。这个底子是儒学的,并不是指我读了儒学的书。因为在台湾,在我们那个年代,中学生必须要读中国文化基本教程,高考是要考的。各位在座的同学应该知道,只要是高考的东西,就会把它当成一个背诵的对象,对背诵的对象基本上是口服心不服的。所以其实中国文化基本教程对我的影响是很表面的。我到大学读的是哲学系,当时是中国、西方、印度的哲学通通要读。读了一大堆的书,但是生命没有方向。一直到我读研究生第一年的时候,当时唐君毅先生到台湾讲学。透过他,我认识到个人生命的意义不在个人,个人生命的意义是要跟民族文化结合在一起。那一代儒学者不只是把儒学当成一门学问,他当成是他安身立命之道。

所以我是在那个阶段才把儒学作为我生命的底蕴。刘老师很厉害,看出我不够纯粹,因为我博士班是到美国读的西方哲学。不过,西方的伦理学在经过发展后发现,他们也是有限制的。在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西方认为自己的伦理学缺乏一种向往——叫做底线伦理。1970年代开始,哈佛大学的教育心理学就是培养道德判断能力,完全从理性的角度、理解的角度去谈道德。但是如孙校长讲,道德不只有这一块。因为用最粗浅的人心分类,知、情、欲,是推断不出来的。当我经过这些再来看儒学的位置和限制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新的安顿。

我目前服务的学校是华梵大学,这个学校的名称很奇怪,一眼就看出属性。华就是儒家,梵就是佛家。因为我们的创办人是一位法师,而他跟唐君毅先生、钱穆先生非常要好。所以他79岁的时候,1990年在台湾创办了华梵大学,认为要以儒家跟佛家的教育理想,作为整个大学的底蕴。

学校的第一条路叫大学之道,第二条路叫菩提大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不是口号,这20多年来,我在想怎样把儒家的“仁”理念放在我们大学的教育里。我们学校所有的研讨会都围绕这个核心。

当我们进入到信息社会之后,整个传统教学环境在改变。学校、教师们面对相当多的冲击,这个冲击来自于产业形态、社会需求,以及整个知识传播方式的改变。所以我们传统的教学和学习方式也在改变中,推陈出新。

但另外一个方面,学生的学习态度依次在跌落,学习动机不足。我们是小班教学,一般最多的时候50个人,打散成为四个组。每次50个人上课的时候,老师都要说请大家把手机收起来,否则每个人都在一边上课一边玩手机。第二就是教师的社会地位在改变。过去,教师地位是很高的,但是慢慢大学、中学、小学教师的地位在跌落。所以在教学现场的老师都觉得世风日下,有一种很深的挫折感。我跟我们的老师讲,不是你们不认真,是整个大环境都在改变,为什么?因为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学习内容跟方式,老师所习惯的教育传统是在十八世纪工业时代形成,在十九世纪由德国开始推动大量的国民教育,二十世纪高等教育形态完全的成熟,到二十世纪结束,我们进入到了第三波的产业革命。
我们工业化的时代就是排排坐,五、六十个人一个班,就像工厂一样,必须要大量生产,这样最节省成本。第二,评比是标准化的。一套教材,没有所谓的因材施教。课程是分割的,这边两个小时,那边两个小时,就好像零件的组装,期待同学自己把它组装起来,事实上是非常没有效果的。还有一个是少什么能力就开什么课,学生好像对于伦理道德不重视,全校开门必修课就叫做道德推理,有用吗?学生的中文表达、写作太不行了,再开一个必修课,两个小时的中文写作与表达,有用吗?

这是工业化时代的一种教育模式。在古希腊和先秦,教室在哪里?一天要上几个课?毕业要多少学分?分数要到多少才及格?我们所习惯的是二十世纪的教室跟学校,回应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二十世纪才完成我们的教育模式。面对工业社会的时代,从黑板粉笔上课,到今天我们用PPT,我们改变了多少?可是现在的年轻人告诉我们,他们是网路的原生代,二十一世纪正在进行学习革命。其实从二十世纪后期已经开始有各式各样的回应产生,回应的方式是针对工业时代教育模式的一些弱点。比如参与学习,学生不再只是坐在台下听课,而是行动学习、实际学习、专业学习、小组学习,甚至科技学习。连麻省理工都用电动玩具,用游戏进行教学。

在21世纪学习革命中,儒学究竟摆在什么位置?它是人性共同的伦理核心。作为一个人,有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人类社会里应该有一些共同的东西。而儒学有一些部分就吻合了人性中最根本的东西。儒学的特性是什么呢?《论语》开章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个“学”是背九九乘法表吗?今天背会了,明天再背一遍,每天都背一遍很快乐吗?绝不是这样的。它是君子之学、成德之学,是实践之学。

所以在传统儒家和现代学习改革中,我们要问儒学能承担什么角色,德行、品德、态度在知识、能力之外担负什么样的任务。尤其在大学,学校教育过于偏重知识教育,这是西方的传统。所以大学老师怪高中老师,说中文都没学好,英文也没教好,就送来了;高中老师怪初中老师,初中老师怪小学老师,小学老师怪幼儿园,幼儿园怪家长。我和我们的老师讲,不能怪下去了,我们要照单全收,因为家庭的功能在现代社会里边有变化,社会教育又跟传统不完全一样。像我这个年代里面的人,是有很多的,他不是读书四书五经来的,就是他父母跟他讲的这些非常基本的道理。另外就是,大家也都知道社会教育,像新凤霞,因为传统戏剧里面就是忠孝节悌,就透过这个就很深的影响。   

在我的观念里,学校教育必须涵括品德教育,“人人皆可为尧舜”,这是就德行来讲,不是就知识跟能力来说。而儒家教育的根本,体现于德行的开发。儒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讲法是大体与小体,或者说君子与小人的分别。人可以知道自己是有食色之性的小体,但更要肯定自己具有天地之性的大体。现在的脑科学已经证明了,一个人在做好事的过程当中的满足感,跟占便宜获得一些利益的满足感是完全不同的。我想这不但是古人的智慧,而且具有现代科学的支撑。

我很重视同学的立志,希望同学自动自发。我每次讲到典范的时候,我们老师都很紧张:“怎么做典范,典范都是古人啊。”孔子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其实不知道,很多同学在求学的过程中是以老师作为典范。所以老师要有这种意识跟自许。只要你能够坚持、认真,表现在教学准备上,表现在对待同学上,就是典范,典范不在远方。

台湾社会2000年之后非常重视权力,我们从小学开始讲人权,讲权力,权力是要争取的,是防别人。可是“仁”是反求诸己。所以当西方当代社会最大的弊病——以权力为基础的教育模式出现的时候,其实儒学在这里有一种平凡的作用。反求诸己,等同人权的概念,从人心本身出发,我尊重你存在的价值,如同尊重我一般重要。当我肯定我生命的价值,也肯定你生命的价值,这就是基本的人权。
所以仁跟权力是两种文化,必须要相辅相成。仁是反求诸己,要知道别人的好处,要念别人的恩德。

除了仁之外,还要有礼,这是孔子教育的核心。另外一点需要言行一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这些事情,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身边。我自己在学校里面,试图把儒学一点点的道理设法融入到教育里。在很多课程里面,我们也有做各种的实验,请大家指教,谢谢。

  
(寇梦琪、曹文霆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