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王石文论--文促会的组织工作


文促会的组织工作
来源:文促会 时间:2011-09-19
 

在三届三次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王石  

        各位主席团成员、各位同仁,本会于去年5月在京西宾馆举行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后,举行主席团会议今天是第三次。第一次是2009年7月4日在北京梅地亚中心,第二次是今年1月13日在南京玄武饭店,其间还举行过几次专门会议。这次原计划召开三届二次理事会,但因西安方面接待任务过重,所以初步计划把理事会放到9月,在浙江余姚举行。
        经过商议,这次主席团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文促会的组织发展问题。如何发展文促会组织,具体的说在本届主席团任期内,文促会在组织上的发展目标是什么?我先介绍一些情况,一些不成熟的想法,然后请大家发表意见,最后请占祥主席作指示。
       一、从初创到二代会后
        先说创会初期。我服务文促会18年。在座的占祥主席、玉文秘书长,还有项涛、林平等同志和我一样经历了文促会的全过程。文促会是由叶选平、肖秧及海外陈香梅、陈世贤等人发起,经文化部、民政部批准,于1992年2月28日成立的。而文促会的真正的倡导者,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同志。从他当时的谈话看,创立文促会的目的一是弘扬中华文化,二是要在这个口号下加强与海外华人华侨的沟通、对话。瑞环同志认为,中华文化是海内外华人的共同点,共同语言。文促会的创会领导人是叶选平同志,时任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他在就职讲话中说“我愿与海内外致力于弘扬中华文化的社会贤达一起,同心同德,不遗余力,努力实现本会之宗旨,开创促进会之事业,孜孜弘扬我民族优秀文化,为祖国四化伟业聊尽心力”。我的印象从十七大开始,作为党中央标准提法的“弘扬中华文化”这六个字恐怕是文促会率先提出的。这就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奠定了一个基础,或者说是开创了一个格局,即联络、团结海内外人士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的格局。二代会时,曾考虑过,按规定国内社会组织不允许发展海外会员,包括港澳台同胞,那时我们就提出,文促会发起人、领导人、理事会成员以及会员中都有海外人士,江泽民主席、李瑞环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都多次正式会见过文促会海外人士。如果取消,是否不妥?这个格局被允许了,保持下来了,成为文促会在组织上的特色,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特色,应该归功于我们的开创者。以音乐经典为标志,文化活动的空间也是海内外的。团结海内外人士的格局也影响到文化活动,以文促会第一个重大活动“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为例,从作品评选到演出都是海内外一体,台湾不少音乐家参与这个活动是第一次踏入大陆,有的甚至是时隔半个世纪后第一次踏上大陆,见到大陆的音乐家,泪流满面。
        初创时期,文促会在组织上的另一特点是会员与领导者层次很高,据我回忆,初创时的会员大概是108位,因为当时有人说文促会一百单八将。选平同志是在任的国家领导人,而理事会成员中也聚集了一大批在职的官员,如北京市委副书记李志坚,副市长张百发、何鲁丽,上海市副市长刘振元,广东省省长卢瑞华,副省长于飞,广州市市长黎子流,珠海市市长梁广大,四川省副省长徐士群,青岛市委书记兼市长俞正声,重庆市市委书记肖秧,副书记金烈,副市长肖祖修。还包括中央机关和国务院部委办局的领导同志,如人民日报总编辑邵华泽,文化部副部长高占祥,民政部副部长阎明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的于恩光,台办副主任孙晓郁、民航局局长蒋祝平,文物局局长张德勤,新华社秘书长张国良,还有不少文化界、商界名人,如袁世海、臧克家、王立平、邱复生、刘诗昆、谢瑞麟、苏树辉,我记得文促会创立时霍英东、李嘉诚都发了贺电。新华社、人民日报都发了消息,包括党中央领导同志会见文促会会员的消息。这就开创了文促会在组织上的第二个特色,就是高层次。今天看,那时的文促会官气很重,因为他并不是民间发起的,或者也可以说他不够民间化、社会化,甚至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NGO。有些朋友认为这样的格局是中国特色。而我认为即使在外国恐怕也有同样情形,即使是民间组织,缺少有影响力的人、缺少社会名人恐怕也是不行的。
        次说清理整顿。1997年,即文促会创立5年后,全国民间组织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实行清理整顿,重新登记,这个时期,文促会在组织和其他各个方面均处于低潮,加上选平同志退出全国政协和文促会领导,时任四川省省长、文促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法定代表人肖秧同志因病逝世,文促会在最低落的时期,坚持工作的几乎只有驻会常设机构的五六人,而且长达半年以上没有工资。但即使在这种状况下,文促会的活动没有消歇,占祥同志仍然鼓励我们,丕通先生仍然用自己的钱支撑文促会。
        清理整顿、重新登记后期,文化部分管我们的李源潮副部长作了一个批示,决定请已在中国文联担任党组书记的占祥同志主持文促会工作。文促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宣部、中组部分别发文,确定由占祥同志担任文促会主席,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再说二代会以来。二代会是文促会再次崛起的标志,许嘉璐副委员长出任文促会名誉主席,高占祥同志出任文促会主席,主席团可以说是阵容强大,会员经重新登记接近三千人,而且覆盖全国所有省、直辖市、自治区、港澳台和境外16个华人居住国,此外,作为组织发展的重要内容,先后创立了舞蹈、摄影、书画、艺展、剪纸、动画、木作、彩灯、玉文化、埙文化、十个分支机构;节庆、文化产业两个协作体;传媒、岩彩、旅游文化、召公文化、古典音乐研究五个业务中心;书画频道、音像世界频道两个数字频道;以及今注本二十四史编纂委员会,“山花工程”执行委员会。同时在本会和地方党委政府,以及一批热忱弘扬中华文化的人士共同努力下,创立了一批地方和海外的文促会,包括湖北、黑龙江、广西、云南、甘肃、湖南、南昌、合肥、哈尔滨、北海、荷泽、进贤,以及澳大利亚文促会,澳门文促会。文促会2004年被评为全国先进民间组织,甚至被誉为中国的文化的NGO的第一品牌。
       二、新的情况,新的机遇
        本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是在十七大之后召开的。这里所谓新情况,具体的说是十七大以来与社会组织发展、与文促会发展直接相关的情况,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如何看待、评价社会组织这一新兴的社会力量。自上世纪80年代起,国际上有所谓“社团革命”之说,其标志是各类被称为NGO的非盈利的、民间性的组织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并被称为与政府、企业相并行的“第三部门”。与此同时,在适逢改革开放的中国,被称为“社会团体”的民间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社会团体、民间组织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性社团近1800个,地方性社团近40万个。还有更多是没有登记的,专家估计数目要膨胀10倍,这个情况就是所谓“小政府大社会”。国外有些学者认为,一个国家的社会组织对于政府和社会影响力的大小,显示出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现代化、民主化的程度。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不知道“社会”为何物。因为几乎都是单位人,几乎没有社会人。即使有,也被视为不光彩的人,而今,情况变了。社会逐渐发育,长大,成为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相并论的领域。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把社会组织及其社会功能摆到了突出的位置,并对一些重要的理论的实践问题进行了论述。首先是对传统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第三部门”或者“民间组织”等称谓进行了改造,确定了“社会组织”这一概念。并认为社会组织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等方面具有重要地位,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可靠力量。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同志这样评价十七大报告,他说:“在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中,如此全面的论述社会组织,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十七大后,关于社会组织的地位,比如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关系等,是主仆关系,还是伙伴关系,也开始有了比较深入的讨论。
        另一情况,也体现在十七大报告中,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思想,同时报告以专门章节论述了中华文化。对此,占祥主席评论到,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党的最高级别的会议上明确提出弘扬中华文化,这在党的历史上还属第一次。
        三代会的一个重要节点,就是本会原名称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正式变更为中华文化促进会。文促会最早提出弘扬中华文化的宗旨,这也算是实至名归。
        我这里所说的新的情况就是上述两点。一是如何看待社会组织,二是如何看待中华文化。这可以作为我们在考虑组织发展问题上的思想依据、政策依据。
        也许正是上述两个情况的影响下,十七大后,地方文促会发展有了新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一些地方的党委、政府领导同志更加重视中华文化,重视文促会建设,甚至直接提到党委议事日程。比如,合肥、哈尔滨两个省会城市的文促会均为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担任主席,市委书记担任名誉主席;湖南成立文促会,省委书记、省长均直接关切,周强同志并代表省政府和本会签署合作中华文化论坛协议书,一个省级政府就文化合作事宜与一个社会组织签署协议文件,这在本会历史上没有过。今天到会的有敦煌市委书记孙玉龙同志,孙书记曾表示,是否可以由他直接担任敦煌文促会主席。在座的还有江门的同志。江门市委市政府对于创立文促会组织也是极为重视。当然,这首先是他们对于贯彻十七大精神,对弘扬中华文化的高度重视。同时,许多地区的领导同志对社会组织也发生了新的认识。3月下旬,我陪占祥主席参加云南文促会成立大会,云南省秦光荣省长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他说,看来不能认为非政府组织是政府的对立因素。可能在有些国家是这样,认为NGO就是政府的对立面。在我们国家不是这样,政府和社会组织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
        因此,我认为,文促会的组织发展面临着创立以来最良好的机遇。
       三、文促会组织发展工作的几点考虑
        一是我本人以及于广华副主席、金坚范副主席、张玉文秘书长、韩煜副秘书长,我们这几个可以说是文促会主席团的上班族,一年365天,几乎天天在做文促会的事情,因为不是兼职。驻会工作的特点一是看门守摊坐班儿,二是穷琢磨,主是考虑文促会的事更多一些。我们认为从组织建设上看,文促会的组织基本上是健全的,基本上也是完善的,比如,从文促会自身看,已构成包括会员、团体会员、荣誉会员,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主席团,包括主席、副主席、主席团成员,行政事务方面的秘书长、副秘书长,及其领导下的驻会常设机构,各类分支机构及专业委员会,工作委员会,以及虽然没有在国家社会组织管理条例中加以规定,却也仍属被允许的协作体、业务中心和作为文化产业实体的数字电视频道。同时,为了践行创会宗旨,发展文促会事业,我们还依据国家相关法规,以文促会与团体会员的关系发挥地方积极性和主动性,创立了一批省、市、县级文促会。目前,如何进一步发展文促会组织?以及本届主席团任期内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有以下几点考虑:
        (一)会员人(个)数问题。我们的想法是本会在发展会员方面应注重人文素质和志愿精神。缺乏人文素质自然不可,而即使素质很高,甚至是精英人物而没有志愿精神也不宜共事,至于会员人数从实践看,过多和过少都不适宜,我们认为会员人数以一千人为宜,团体会员一百个左右,这中间还要考虑地区的、身份的不同和代表性。恐怕与全国性组织不相匹配,但也有不同作法,如美国百人会,只有一百位会员,每个会员都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规定要死掉一个才能补选一个,这个会也很有影响,他们走的完全是精英化的路子。
        (二)地方、海外文促会发展问题。地方、海外文促会发展,我们的考虑是以省级文促会为重点,四年内发展目标为15个。
        一是要重点发展几个民族自治地区的文促会,如新疆、内蒙、西藏、宁夏,以体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体现民族团结。国家民委杨晶主任同意作为本会的政府顾问,相信在这个方面会给予我们很大支持。海外比较成熟的地区也应积极考虑,如香港。
        二是发展模式。不一定从无到有,如山东华夏文促会原本已是该省具有代表性和很大影响的社会组织,基本宗旨与本会相同,同时又自愿加入本会,王修智同志也是我们的副主席,彼此关系很好。这种方式我们认为也很好,凡有类似情况的省份,我们也愿同样考虑。
        三是创会关键在于找到一个有影响力、有办法、有热忱、有活力的人。有了这样的人,自然会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就会得到企业界、文化界及社会各界的拥护和参与。近期,湖北文促会将面临换届,恐怕面临这个问题,就是谁牵头的问题。这个问题占祥提出来了,省委罗清泉书记十分重视,作了批示,宣传部专门下达了文件,希望有一个好的结果。
        四是应当逐步在会务关系、会籍管理方面摸索出一套作法。根据占祥主席建议,省、市、县文促会主席分别担任本会副主席、主席团成员和理事,部分会员加入本会,享有双重会籍。应该说已经逐步显现出一个会务、会籍关系的雏形,随着地方文促会的发展,如何加以调整,例如市、县文促会是直接作为本会团体会员,还是按照行政归属关系归入省市文促会,还是双重会籍,既是本会团体会员,也是省、市文促会团体会员,等等。
        五是相互合作。这是一个大的题目,我们想从一个简单的方式开始。这个方式可以归结为“两个一”。第一个“一”,各文促会都应培育、确立一个具有本地区影响力的,可以长期发展,不断壮大的品牌项目。比如:天津文促会,从创立到现在,就是抓京剧音配像这一件事,他们说,瑞环同志有指示,不让干第二件事,就是集中力量干好这一件事。结果,这件事影响很大,也替他们赚了钱。第二个“一”,各地文促会与本会之间,也要有一个共有的文化项目,就是盯住一件事,一哄而上,火上浇油,扩大影响。我们的建议是,全国各地文促会共同打造“节庆中华奖”。“节庆中华奖”是中央文明办高度肯定、文化部领导同志高度关切和批准的一个全国性的、标志性的奖项。我们希望各地方文促会作为“节庆中华奖”的协办单位,具体任务是各自调研、确认本地区的节庆情况,然后依照“节庆中华奖”的条例和标准推荐提名,并参与“节庆中华奖”的评颁奖活动和年会。
       四、建立国际伙伴关系
        文促会创立以来,在对外交流方面作了不少工作。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也相当广泛,但是偶发性、随机性较大,想到、碰到就做,没有一定的机制。05年,我们召开亚洲文化合作会议,并提出创立亚洲文化联盟的构想,长春同志很重视,因为外交部有不同看法,因此搁置下来。为了持续的发展国际交流,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就是逐个发展双边关系,同时以寻求一个适当的、对华友好的,在本国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外国文化组织作为长期的、固定的合作对象,以合约方式相互缔结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相信,这种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会有助于信息沟通和双边合作。
       五、创建文化产业实体
        文化资源、内容通过有价值的创意,成为进入流通领域的产品,并以商品交换形式满足社会公众的精神消费,这种情况使传统的文化“业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对此反应有些迟钝,以为文促会作为公益性、非盈利性组织,不适合涉足其间。即使在国家允许社会组织经营企业的政策下,也没有很好的动起来。嘉璐名誉主席和占祥主席对此是有期待,也是有批评的。06年我们成立了文化产业协作体,那是中国文化产业第一个协作体,但是我们没有做好,深感愧疚。年初,嘉璐副委员长又提出创立中华文化创意协会,说明会领导在这方面有大的考虑。如何做好,很需要在座各位,尤其是企业界同仁的指教。近期,我们有两个考虑,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拟于文促会合作一个实体性国际文化产业论坛,这个论坛已由不同主办单位、在不同地方举行了三次,是一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文化多样性同盟所认可的国际会议,她的高端性在于每年文化产业各重要版块的国际组织将在这个论坛上发布本年度的最新数据。社科院为了论坛的长久发展和非政府性质,希望与文促会联合主办,并希望就此创立一个有若干会员组织参加的实体性论坛。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项目。其次,经占祥同意,我们拟以文促会为主导,联合会内企业力量,创立一个以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为目标的股份制投资公司,参与地方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目前,地方在这方面的实际需求很大,应该有发展的空间。
        以上是一些尚不成熟的意见。请各位就文促会的组织发展这个议题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