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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赞成周有光
来源:文促会 时间:2011-09-16
 

初见周有光先生,是在今年1月。那天是他106岁的生日。凤凰卫视的几位朋友和我一起前往祝贺,他们还带了两份做得非常逼真的蛋糕:一部老式英文打字机,一本“朝闻道集”,均是可吃之物。老人看了很高兴!我说,周老是一个伟大的预言家。称其伟大,是因为他不做远期预告。20几天前,他曾宣告自己一定可以活到106岁,而今果然!我所说的预言,是在老人因其新作《朝闻道集》荣颁“中华文化人物”荣誉称号的时刻所说。也就是在那本书里,我第一次看到周有光先生的“双文化”之论。

      近年,周先生曾在多篇文字、多次访谈中言及“双文化”问题。他说: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都进入国际现代文化和地区传统文化的双文化时代。”
      “21世纪,是双文化时代。”
      为了说明什么是“双文化”,周老从观念到知识,从生活到文化,举了许多实例。比如,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字,“中华”是地区传统文化,“人民共和国”则是国际现代文化;中医是传统文化,西医(实际是人类医学科学)则是现代文化;此外,还有诸多衣食住行、文化门类等等,几乎处处都是双文化现象。
如何看待这番言论?我认为,周老之论,看似显然,却包含着许多深刻的、与众不同,甚至可以说与主流看法不尽相同的理论新意,值得认真学习和思考。我并想,也许这正是他的言论在国内没有引起应有反响的原因。#p#分页标题#e#
在我看来,“双文化”论至少阐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文化走势:从小到大,从多到少,从分散到聚合。
 
      周老认为,文化是流动的。而这种流动的走势,与社会的发展一样,是从部落到城邦,从城邦到国家,从国家到多国区域(如欧共体),再到人类共同的国际现代文化,也就是说,文化区域是从小到大,从多到少,文化形态是从分散到聚合,而不是相反。
      周老多次讲到,在人类走入现代社会之前,已经聚合为四个大的传统文化区域,即东亚文化(汉字、佛教)、南亚文化(印度字母、印度教)、西亚文化(阿拉伯字母、伊斯兰教)、西方文化(拉丁字母、基督教)。文艺复兴以后,伴随工业革命,现代科技的发展,各种传统文化彼此接触,相互吸收,终于逐渐形成一种不分彼此的、“共创、共有、共享”的共同文化,也即国际现代文化。
      既然如此,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走势呢?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我国知识界、文化界的主流看法,与周老的看法是不尽相同的。
      许多论者一方面承认全球化时代的基本走势是一体化,是融合,而另一方面却每每援引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文化多样性公约,认为文化的走势是多元化和多样性。总之,全球一体,文化例外。
      上述看法是否符合实际?从全球看,什么是基本走势?是聚合,还是分散?是一元,还是多元?我赞同周老的看法。我还认为,所谓多元化、多样性的忧虑与呼声,之所以同样属于前所未有,同样引人注目,甚至同样重要,正是因为它是在国际文化大规模走向一元、走向融合的冲击下产生的,是一种具有合理性的同时并举。
      无需讳言,在周老言论之前,国内观察全球化文化状况的视角,可以说基本是一边倒,或者说是主次颠倒,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全球性的文化融合,似乎多元化和多样性是人类文化的唯一目标。难怪很多年,很多人,不断重复这样的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是这样的吗?
 
(二)文化形态:国际化、民族化;共同化、差异化。
 
      华夷之辩,非我族类,我们自古就习惯将自己人(in group)和外人(out of group)区别得十分清楚。
现代以来,阶级论、阶级斗争论,更为文化设置了新的界限。民族、国家之外,又加上意识形态,加上主义,层层壁垒。“我们”和“别人”之间几乎不可能存在中间地带,存在共识。
      例如,从晚清、五四后,东、西文化之争至今没有消歇,而争论的焦点,比较的焦点,也永远执着于“孰优孰劣”,甚至执着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执着于“你死我活”。二分法盛行,非此即彼盛行,时至今日,也并没有太多的改变,真的!想到这些,让人叹气,甚至泄气。你想,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在许多方面已经融入世界,已经相当国际化,已经“与国际接轨”,唯独文化,似乎仍在全面对峙!我是社会主义,我是中华文化,独此一家。
      周老“双文化”论打破了这种文化对立和文化壁垒。
      有人问,所谓国家现代文化,是不是就是西方文化?周老不同意。他说,国际现代文化以现代科技为基础。因为现代以来,科学中心在西方,因此,西方的东西多一些,但不能说国际现代文化等于西方文化。例如,阿拉伯数字是印度的发明,罗马字母是西亚腓尼基的发明,瓷器和纸张是中国的发明。
      又有人问,文化的常态是什么?周老说,文化的常态是和谐,变态是冲突。
      应当说,周老关于“共同文化”的说法的确有利于全球性的文化和谐。因为它在“我的”和“你的”之外,增加了另外一个庞大的空间,庞大的范围,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一个新的思维向度:“我们的”。
      我记得,毛泽东同志在上世纪60年代曾在一份批示中谈到,“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其实,他已将问题说得十分清楚,可惜因“文革”之故,这一思想没有得到广泛的传播。
      费孝通老讲文化自觉,不但讲“各美其美”,而且讲“美人之美”,最后又讲“美美与共”,也是在讲国际现代文化的共同性、普遍适用性。
 
(三)文化存在:中外并存、新旧并用。
 
      周老说,他与季羡林先生是老友,对季十分敬佩。但他不能同意季老关于“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以及“21世纪是东西方文化的转折点”之类看法。周老认为:“统治21世纪的不是东方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而是世界共同的现代文化。”
那么,地区传统文化如何?
      他同时又说:“现代文化的产生不等于传统文化的消灭,传统文化将与现代文化共存。从整个世界来看,共同文化之外,还有地区文化。对每个人来说,既保留本土的特色,而又参加国际的共同文化,这叫做‘双文化生活’。”
      上述看法,既体现了全球化时代所应有的文化襟怀,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统,体现了“和”的思想。“和”的本意,“和”的前提,不是“同”,而是“不同”。不同的文化并存、共存,在同一世界并行不悖,互不相害,和谐共生,这正是我们的文化理想。
      我特别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在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并不是这样看问题。前不久,我在山西介休的一个会议上,曾经提到,“从前,我们在很长一个时期比较天真,比较单纯,比较理想化,比较一厢情愿!认为文化与政治、文化与社会制度应该,或者必须是同步的,相适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1949年之后,尤其是1956年之后,我们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宣布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周扬同志就率先提出‘社会主义文化’,他说:‘我们这些人就是要创造这种文化,创造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而是我们这一代人创造的,我们的子孙后代继承我们的事业继续创造。这种文化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比任何时候都高,内容高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一张白纸’的意思。总之,是认为新的制度会产生新的文化,而这种新的文化是可以单独存在的,其他文化要一概地扫除。
      而今,我们终于逐步认识到,文化的存有是多元的,多样的,是多元并存,多样并存。而作为文化传统,更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这种存有状态不会因为改朝换代而变更,也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转变而变更。目前的国家文化状态、文化现实正是如此,仅以歌唱论,唱红歌是现实,唱普契尼威尔第是现实,唱周杰伦是现实,唱‘长亭外,古道边’是现实,唱‘明月几时有’,唱‘窈窕淑女’也是现实,同时并举。我所说‘逐步’,意思是直到今天仍在相当广泛、相当多的情况下,我们还在坚持这样的看法:一元化是正常的,多元化是异常的,总想有一天把那些异常的东西灭掉。”
      我们似乎处在一个文化体制改革的热潮之中。文化体制的改革是必要的,但是,是什么造成了如今的院团体制?是管理。是什么造成了如今的文化管理?是观念。所以我想说,文化观念、文化态度,至今仍然是第一位的。想法不对,什么都不对。
      我们应该感谢周老。这位至今仍然独自蛰居在一处简陋住房里的百岁老人,是那样殷切,那样执着,他从未忘记观察,从未忘记思考,从未忘记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去看这个变化着的世界。但愿上帝真的把他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