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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具之本,应参之注,可靠之人

来源:文促会 时间:2011-09-19


在《今注本二十四史》工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感谢刚才各位的讲话。我想谈三个问题:其实是我的心情用八个字表示:感谢、敬佩、欣喜和释忧。这八个字贯穿在我讲的三个问题中。
      第一,二十四史的今注在艰难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非常感谢陈祖武先生的评论,一个是站住了,一个是立起来了;顺序是先立起来,后是站住——这就是我心情中的欣喜和释忧。就在大家发言的时候,我在看《梁书》。耳朵里听着眼睛里看着,我翻了第一卷的半本和第五册,后面我看了三分之一。
      我非常赞成陈祖武先生的评价,感谢熊清元先生。我认为这是熊先生一辈子所有学术的结晶,都体现在里面了。咱们二位执行主编请的都是一流的专家,在某一方面是独步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感谢编纂委员会,特别是赖长杨先生和孙晓先生。我是干过这种苦差事的,大家都知道,文白对照《十三经》、文白对照《诸子集成》和《二十四史全译》。作为这三部书的主编,那个着急和吃力,有时候要睡觉了,困了,突然想起难题没解决,哗——一身汗哪!半夜睡不着,辗转反侧,寤寐思服。
      另外要感谢四川省的党政领导。没有他们的重视,我们走不到今天这一步,也看不到《梁书》。包括学忠书记、现在的奇葆书记,还有中伟省长、巨峰省长,以及省委宣传部。新初同志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专门到我这儿畅谈。当然也有难题,特别是四川这两年,天不我予啊!国内其他的省份有什么灾,四川一个没躲过;四川有的灾,别处没有——是集天灾之大成啊!所以四套领导班子,这两年为了达到三年重建,两年基本完成的目标,为了那些在地震中遇难的家庭和家属们操碎了心。我来过四川和基层接触过。四川在抗灾和重建问题上,创造了人类的奇迹。几百万户人没了家园,完全重建,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啊。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大力地支持二十四史今注工作。这个感谢之情、敬佩之情我用语言难以表达。另外要感谢巴蜀书社、新华文轩的鼎力相助;再就是各卷、各室的校注者。在困难的条件下,不做这个工作很难体会当中的寂寞和艰难。
      资料的搜集,版本的考据以及注释,这注释不是查字典照抄字典哪。就像祖武先生所说的,小学的工笔,史学的眼光和史事的建设和判断。那真是一个标点,一个字,字斟句酌。我已经看了《梁书》,熊先生写的前言我也草草看了一遍。这篇前言集中体现了他对梁书及其作者的研究成果。是一篇非常好的,带普及性的学术论文。
       另外,《梁书》有一个特点,我不知道其他卷是不是都这样,把参考文献列在前面——一下就增加了它的学术性,也给后人以指示门径。再就是校注,像《梁书》的注释我认为是繁简得当。例如19页,注“独夫”这个词。 “独夫”来自《孟子》。但是不注它从哪里来,为什么叫“独夫”?因为“独夫民贼”还在人们口中有,稍微多读点书都知道,有一段时间我们民主人士称蒋介石为“独夫民贼”。那你何必还引经据典呢?比如,“髫瘝”,只是注 “幼童”就行了。再如“媒孽”,这个词合起来用少,见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媒孽其短”。为什么叫“媒”?为什么叫“孽”?各有其原因。熊先生就说是 “酝酿”。行了,你可以把全文读下来了。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繁简得当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是经过一番斟酌的。我一辈子做了很多注释工作,我知道这个下笔之难哪!所以,从四川党政领导到编纂委员会到出版单位到校注者,我都应该感谢!表示敬佩!
      书出来了,装帧朴素大方清新,不是浓妆艳抹。用平装,销售比较容易。你搞成精装,或者用进口纸,造价马上上去了。这些都是动过脑子的。我看了书,感到欣喜。
      “释忧”,说实话,06年的时候我就说过,现在带有抢救性质啊!如果我们的书再不出来,过十年,现在各卷主编都不能工作了。再组织,很少有这个水平的人了。我编了这套书就不愁将来出《南齐书》《陈书》的,通过出成果,就出了人才。我刚才和段社长咬了咬耳朵,我觉得,后面的二三史我这个担心解开了。这是我要说得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再重复一下刚才几位包括罗勇、新初、学忠同志所谈的《今注本二十四史》校注的这个意义。我认为,用佛教语言说这是一个千年功德。为什么呢?我在06年的一个发言里有一个预期,我希望《今注本二十四史》能成为今后研究二十四史依据的重要版本之一,就是说我们校得精。任何校者在众多版本中,以及前人的笔记引述中,不同的字句,最后斟酌之后,由史学家来判断,应该是这个字,不应该是那个字。如果这种判断好!它就成为一个版本。我想我们能达到这一点。我很同意祖武先生所说,在50年内,没有人能超过它。很重要的就是这批作者,谁再想组织起这样300多人来做这个工作,在可见的未来是不可能了!再过20年,如果我们不编的话,老先生都走了。刚才我和陈祖武先生交谈,我说殿本二十四史在今天看来并不是最好的本子,百纳本一出来,它的地位就下降。等到中华标点本出来,百纳本就作为收藏物了。但是,今天治史的人还不能不参考殿本。“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这是学术的自然规律。我们不能说《今注本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史的终点了。从对学术负责的角度,我们希望尽快有人超过我们,但是很难!这个难就保证了50年内不会有;50年后也可能有比我们更好的本子,但这个本子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本子。我不是治史的,但我在读史的时候,既用中华标点本做第一个本子,同时还要翻百纳本。所以,我第一个要说的,就是这是千年的功德。我想提出几个问题,大家一起思考一下。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在60年代,国家并不富裕,运动频发。这个时候由周总理出面,让中华书局组织当时的老一辈学者,做二十四史的标点本。现在说起来,像你们到图书馆我从书柜里面拿出二十四史用就行了,有没有想想为什么在50年前,40多年前那种情况下,国家动用既有财力去标点二十四史,这体现了共产党怎么对待历史?后来接着搞《清史稿》。几位前辈学者和我说,当时他们在中华书局睡双人床,那些个老专家都集中起来呀。
       我们联想到,为什么锦涛同志提出 “四位一体”的建设问题,经济建设是第一位的,政治建设第二位,文化建设是第三位,社会建设是第四位的。这是谈科学发展观很重要的内涵。现在人们谈科学发展,常常考虑到环境问题、资源问题,易居问题、循环经济等等这些,就是忽略了文化
建设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有一个判断,可能不准确。关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如何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通过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摸到了大半的经验,还有少半没完全摸到。一是如何从基本小康到比较富裕的小康,特别是广大农村如何富裕起来,还没有成套的经验。解决温饱容易,解决小康就难了。全面小康应该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13亿人绝大多数都进入小康;全面小康包括文化,不是GDP,不是人均收入,不是家里有多少平米的房子,有什么样的车。这是物质层面,全面小康还有一个精神层面的,是最艰难的,是文化建设!
      我的判断是,我们国家的文化建设,现在才开始破题。什么是题?“文化建设”这四个字就是题。这个题怎么破呢?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文化。这个文化是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我们目前先从政策上抓文化体制的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之后的产品呢?这产品怎么作用于人心呢?说老百姓没电影看,要满足农民的看电影问题。这好办,搞数字电影,一个小机器拉着光盘,带着简易的屏幕,往那儿一拉就播了。你播什么呢?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里,他的灵魂是什么啊?怎么样把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结合,这些都在,探索。
       我想,说到古今的结合,二十四史。尽管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打开二十四史,只看到两个字“吃人”。如果抛开那个时代,他作为中国的脊梁,让中国强大起来,要学习西方。正是觉得中国积贫积弱到处挨打,所以觉得传统文化全是累赘、包袱、拖累。这是时代造成的,当时那一代人
都这样。今天再看看,二十四史可以说是集中了中国历史的精华;虽然野史、外史也都不可少。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现在全社会都在反思。我参加不久前举行的尼山论坛,这是儒家文明与基督教文明高层对话的世界论坛。我在开幕式上讲过,从全世界看,这个时代是一个失忆的时代,是一个忘恩的时代,是一个枯竭的时代。失什么忆呢?各个民族怎么从原始人走到今天?统治着全世界的思想,200多年来是“西方欧洲中心论”,是西方人的思想。这个历史我们反思了吗?今天的人,不管他干什么,像马克思所说的,人就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你能成为人,能成为成人;你吃的粮食,穿的衣服,看的书,哪一个是你创造的?这都是历代人民智慧的结晶,这个不知感恩哪!我说,这一次汶川大地震是我们的灾难,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让民族觉醒,让潜藏于我们血液中的那种情怀迸发的一个机会啊!从那个时候开始,“感恩”这个词响遍中华大地。但是我们不能靠这个,老这么大灾难受不了。还得靠回顾,既然失忆了,就要回忆去。回忆什么?要看书,要看历史!
       要想“感恩”得思考啊!这样一来就不枯竭了。200多年来,科学技术以摩尔定律的方式在番番式前进,但是人类的智慧不仅没有提高,而且在退化。全世界的学界,不管你干什么,都没脱离开“轴心时代”——这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观点。你不妨借用 “轴心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拉伯罕、释伽牟尼、孔子和老子所提出的问题来研究。从自然科学研究大到天体怎么来的,大爆炸、黑洞、登月等,小到基因;从伯拉图一直到黑格尔,到今天我们国内一些学者所研究的问题,没有一个人超出“轴心时代”几大伟人所提出的问题,得到的答案,也没有他们科学。现在西方人知道了,人原来是个有机体,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3000年前就提出了“天人合一”,那是不是又回到古代?西方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什么都要精确定义。挪到人文社会科学也要精确定义,怎么定义啊?西方有些学者明白了,中国语言含混有它科学的一面。在人文社会领域,不能精确定义。很简单,什么叫“爱”?你给我解释一下。“爱”能精确定义吗?两个氢加一个氧等于水,这可以定义啊。
       孔子的“仁”怎么定义?孔老夫子聪明,从来没下过精确的定义,顶多是“仁者爱人”。什么叫“好学”?好学就是喜欢学习。孔夫子不是这么说的,“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 。我们跟着西方转了一大圈儿才醒悟,原来中国的学问,孔老夫子的治学方法,他的一些观点到今天还是实用的。正因为失忆,正因为忘恩五千年的历史,我们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们脑子里一塌糊涂。不要问他们二十四史都是什么史,夏商周也不用管他,你就从秦代开始把中国历朝历代理下来说一遍。说不出来啊!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以后,特别是我们党成立之后,现代的这种传统,我看在先烈身上,前辈身上,就是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下的时代精神的结合。
       容我说点闲话。来之前,我们搞了一个慰问志愿军老战士的活动。在这个会上,我流了几次泪。大家都知道巴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王成:“向我开炮!”这个人物的原型我见到了。当时,他作为报务兵就在碉堡里。战友都牺牲了,他就通过报话机报告,敌人离我100米远,请开炮!离我50米了,离我30米了,20米了,10米了……最后喊出:向我碉堡顶开炮。后方回答说,这不行,会伤了你们。他喊:管不了那么多了,向我碉堡顶开炮!真人啊!都以为他牺牲了。结果他受重伤晕过去成了战俘。在战俘营里,他和其他的党员,组成了党支部和美国人斗,甚至于绝食。等到停战交换战俘了,他从美国阵地这边过来,就把那身战俘衣服脱下来往地下一扔光着膀子走过来。当时的政策,凡是被俘的,是另外一种待遇。几十年来,他就在家乡务农。今年82岁,没有任何怨言。我们把他请来。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得到一枚“和平万岁”纪念章,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发给每个赴朝作战的人,包括牺牲的人。他没有。
      我们花了不少力气,从一位老将军家里找到了一枚“和平万岁”纪念章,他当时多留了一个。他把这个献出来了。“王成”在志愿军29军。我们把当年29军的军长,今年也90多岁了,做过新疆军区司令员,也请来了。老将军平常坐轮椅的,他坚持走上主席台。结果是两个人把他搀着架上主席台。这一刻,一个战时报务兵和从未见过他的军长见面了,两人行军礼,当场很多人都哭了。还有一位87岁的志愿军战士,他在上甘岭战役立了一等功。当时,上甘岭志愿军守军弹尽粮绝,也没水。当时流行一句话,谁把一个苹果送上上甘岭,给他立二等功。派了八批人往上送水都牺牲了。第九批是他,带着10个人就上去了。上甘岭上一个加强连接近200人,打到只剩4个人。他们上去了,就是两个班,十四个人。他站在最险要的地方指挥战斗,打死20多个美国人,立了一等功。回国后回到家乡就是农民。他把一堆军功章压在箱子底。三年困难时期、文革、以及后来生活很困难的时候,有人跟他说,你当过兵,找找上边给说说。他怎么回答:我这不是挺好吗?我回来之后,我父母还在,有了老婆,有了儿女。我那些牺牲的战友,现在还躺在朝鲜呢!你让我找上边,牺牲的战友去找谁啊?他们从来不向国家开过口。这是什么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杀身成仁;国家兴旺、匹夫有责——这些传统忘了?5000年来的忘了?百年来的也忘了?所以失忆,精神枯竭。
      由于失忆、忘恩和枯竭,于是社会上就出现了三浮:浮躁、浮夸、最后很多行业浮肿,包括学术领域。昨天,四川大学所编的《苏轼全集校注》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召开座谈会。我会上指出,去年我们出了20万种新书。里头有多少是垃圾?多少是从出印刷厂就运造纸厂的?多少是打了一折买回,到家看看就卖废品了的?浮肿啊!表面的繁荣,就跟人一样。新闻出版局的副局长提出,今天的社会需要安静,沉静、冷静。后来我给归纳,说你“三静”,克服我说的“三浮”。我们的《今注本二十四史》就是在“三静”中来抵制社会上的“三浮”。这一点儿玩笑都开不得,一点儿浮躁都不能有啊!
      习近平同志在一次谈话里说,我们党需要有一批踱方步的人。这话什么意思?现在大家都在跑步前进哪!在座的很多领导,年轻人都有晨练的习惯,你们明天试试,在跑步的时候,你能想什么?你能思考什么深刻的问题?还是需要弄一杯茶坐在那儿,安安静静地才能想,或者找二三知己谈一个问题,才能碰出火花来。需要踱方步!所以昨天我提出来,希望中国多几条“邓小平小路”。在江西劳改的时候,邓小平从他的住处走出来到场子里面去,就在小路上思考中国的未来。
      我刚才说了,二十四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正根儿,中国文化的精华在里面。实际上,在二十四史和其他典籍里我看到中华民族的三种智慧:第一种智慧是生活的智慧。人到底应该怎么生活?做什么样的人?怎么修身?对物质财富、物质享受的追求有度没有?应该是什么度?应该用什么手段追求?第二种智慧是治国的智慧。怎么协调各方面?不要小看小平同志当年提出的“三步走”,这都是小平同志的原话:从小康到比较富裕的小康;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再支援后发展的地区。
      第三种智慧是平天下的智慧。在二十四史里很多篇幅都包含着这个智慧。年轻的时候,对历代史的记,除了史记、汉书的本记,后边的记我都不大看。我觉得是流水帐。但是年纪大了,回过头再看记,里边有很多智慧。包括了梁武帝的几次出家,他实行治国的时候是用儒家,佛跟儒在他那里是结合的,都有他的道理。
      现在党中央一再提出国内要和谐社会,世界要和平世界,要给人类做贡献。我认为,中国人要给世界做贡献,恐怕也是分阶段的。第一阶段,根据国情,根据世界的情况,必然我们贡献的是人力。人力大国,便宜,我们出口的是初级产品、生活用品:鞋子、袜子、领带、西装等。其实是打工的农民工,他的劳动力物化之后输出去的。第二阶段,应该贡献知识。我们每年的进口8000多亿美元,其中一大笔是买的知识,不是进来物化的知识,是制造汽车、电脑、生物工程等等人家的专利。我记得,坐车走南京到上海的高速公路,南京那一段,过桥的时候,那接口,没感觉,哗——就过去了。同车的同对我说,那是买的德国的专利,几百万美元啊!你看咱们四川的,过那个桥,咯噔一下。建的时候就是给你一个技术的说明书、图纸,再派两个工作人员,几百万美元就赚走了。就管这一段,别的段要用再拿钱来买。我们大家都知道,从前每做一台DVD给人家多少钱。联想生产PC——现在这个劲过了,它已经买了外国的厂——外界都不知道,最惨的时候就挣1块钱,因为CPU、硬盘、操作系统全是外国人的技术。所以 党中央一直在强调自主创新。第三阶段,真正对世界构成和谐世界的,是要贡献智慧。孔子走出国门已经400年,但是除了最近几年建孔子学院,世界各国还知道了一个孔夫子;实际上西方人、非洲、还有亚洲的很多国家并不知道中国有孔子,更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咱们的媒体常常说,在欧美出现了“汉语热”、“中国热”,这“中国热”是我们的便宜货炒出来的。有几个外国人读中国书?到欧洲走一遍就知道了,中国的学问在欧洲所有的大学里,不是一个学科。只是在他的东亚学习,可能有三个人算一个研究室,开一点儿选修课。在美国的书摊上很少见中国的书,有的就是美国人写的介绍中国的,也不会成畅销书。我们要对世界负责的话,就应该把中国的“天人合一”、“和合哲学”送出去,不能老让“欧洲中心论”来统治,那这个世界会永远不得安宁。话说回来了,《今注本二十四史》做的,就是第三个阶段的工作,准备工作。现在我们的孔子学院,已经是390多家了,加280多家孔子课堂,遍布五大洲92个国家。但是我说:“孔子学院无孔子”。那讲孔子,谁讲啊?我们的大学生讲啊?硕士生讲啊?可从小学到大学的课程里没学孔子。当然《今注本二十四史》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为未来的人、研究者准备的典籍、重要参考书,对感兴趣的人翻一翻的书。中华民族的文化大厦,需要这些个“沙粒”堆积起来。还需要后人在“沙粒”上再搁“沙粒”;还要有人把高深的东西普及化。这都是在讲文化创意。我曾经跟台湾的刘道全说过,中国的古书随便打开,全有创意的内容。现在的中国就知道孙悟空、黑李逵、红楼梦、四大传奇,找不到别的了。南北朝到唐宋,特别是唐,文人们诗文里一用典,主要用的就是《汉书》《后汉书》里的。那就是创意,翻新哪!现在我们翻来翻去,老是《红楼梦》拍了又拍。搞笑的西游记,六小龄童的西游记,还有动漫的西游记,天上的哪吒还打不出国境。为什么?没人读它,没人读得懂它。我们不过是为未来准备资粮。我再鼓起勇气说一句,没有《二十四史全译》就拿中华本子给年轻人继承,他怎么
继承啊?
       所以我想针对今天的社会,这个意义太大了。
       第四个问题,就是学术的传承,特别是体现在这部书。简要地说一下,从立项到每个专家去搜集资料、版本,去点、校、注,一直到编校印,这种学术的精神要传承。除了物的传承,还有物里面所体现的,全国的学者加四川人的精神要传承。我希望我们的本子,成为研究二十四史的必具之本,不看我这个书,你写的这个历史或文章不放心;应参之注,我们的注释,一定是应该参考的注释;培育一批可靠之人,这个可靠就是学术的功底,学术的精神和学风。有这三个:必具之本、应参之注和可靠之人,我想《今注本二十四史》就完成了它的任务。
       最近刘云山同志,用笔名写了三篇文章,发表在《求是》杂志中。他的文章谈的就是文化的自觉、文化的自信、文化的自强。看了他的文章,我心里面有戚戚言哪!自觉是什么?洞察文化的走向、世界的规律、中国的规律;知道我们今天的文化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承载着民族什么样的希望;它对于一个国家的强大和可持续发展、永续发展起到什么作用。
       自信,首先是对我们历史的自信、历史经验的自信,还有对党的执政力的自信,对人民群众的自信。
       自强,有了自觉、自信、有了文化、精神遗产,有了共产党领导我们不断地探索在今天这样一个恶劣的国际环境中,建设现代化国家。靠谁?文化建设尤其要靠自己。今天在文化市场上,我们多少比例靠得是美国啊?去年,全国的电影收入是66亿,有40亿是美国大片。中华民族从来不拒绝外来,但是要于我有用、于我有利、于我适用的东西,这里有一个消化的过程。你得有消化力,这个消化力就是文化!刚才我对记者说,为什么这二十多年,我弄文白对照十三经,文白对照诸子集成,还有二十四史全译?我搞的是普及,就是想让年轻人能有这方面的书可读,有底气。
       我一直在思考,搞文创专业的,要读中国历史。二十四史里多少可歌可泣的事件,直接运用就行了,特别是贯穿于二十四史的精神。目前在我们学界,老一辈的从张震望(音)先生开始,那种学风,那种踏实的心,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典籍的书。效用是必然的。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谈三件事情,三个想法。
       第一个,赖长杨先生刚才谈到进度慢了,你们两个作为执行总编,感觉有点儿愧疚。我说这事儿你们不要愧疚,事物都有它的规律。首先快慢本身是有哲学的。今天什么都讲快,有了互联网,不用上图书馆借书了,网上一搜就下来了;引用不用抄了,一选、一剪、一粘贴过来了。快餐:麦当劳、肯德基、兰州拉面。快行:高铁,从北京到上海4小时。冷不丁这么想,要那么快干什么?这不好说,涉及到另外一个哲学问题。就说咱们二十四史,快了可能造成未来的遗憾;慢了是眼前的遗憾,快了可能是未来的遗憾。
        我不相信我们的主编们由于观望,你没出书,等着,真坐那儿喝茶。他脑子里一定转着东西,只不过没落笔,或者说没收关。所以,我提出来,抓紧而不急躁。经过这次工作会议,特别是黄新初等同志给予的支持。昨天刘奇葆同志也明确给予的支持。我想后来步伐可能加快,但切忌急躁。另外要及时抓住时机,都四年了,大家想想2006年全国文化的氛围是什么样子?今天的文化氛围是什么样子?说句玩笑话,四年前云山同志还没写这个自觉、自信、自强吧?五中全会还没有把文化单列一项呢?还没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去读古书呢?
       认清形势,做到自觉;不能不急要心里急,步伐不能太急,这就是辩证法。要知道二十四史校注的难处,校就是把海内的,包括流失到日本的等等的版本,我们想办法弄到手。注呢?二十四史二十个史自古没有注,只有在前人的笔记里面或者是其他的文献里面引,后面加一句解释的话。特别是涉及到古代少数民族的这些史,首先北朝四史、四书四史,然后辽金元和明史的一部分,顺着北方的少数民族来,有些句子都难断了,那地名在哪儿?人名就限定一处,你没可参照的,难哪!这时候你急了,就出粗活儿,不是细活儿。这支队伍,像刚才长杨同志介绍的几位主编,那个心气儿。我想,快慢你要辩证的看。我就说当今,党中央发出号令、号召,可以说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可十年前要提出 “四位一体”的建设行吗?提出文化改革行吗?到了这个坎上、结骨眼上,“当春乃发生”,这给我们创造了多好的舆论环境、出版的环境。第二个,高校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记得2006年开会我曾经说过,回去就给他们都提了,我说给我们立项。我还以为没动呢,结果一看我们已经算他的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财政部重大出版项目,是资助的项目。这是高校给他们的。咱们研究一下用什么方法能行文,能上教育部,争取到立项。我不要你钱行不行,就允许我挂出来。高校就认教育部的。这个再努力一下,我从旁帮助推动。到底以什么名义出文儿,这个文儿怎么写?要设计一下,要考虑考虑。刚才我特别请段社长过来问,下一部书什么时候出?她说明年初《三国志》就可以出来。如果《三国志》出来,再加上《梁书》,那10本,这15本,你看看吧!陈祖武先生怎么评价?我们这些人是顶着不被承认的压力,在高校里挣扎。就是为这个立个项,我们这是国家的嘛。同时,我建议新闻出版署也和教育部打个招呼。我想还是能解决的。
       第三个,营销问题。这个也是06年我提出来过。我就是说不要300册书总的一个定价。刚才我和段社长算了一下要1.5万元以上,这一般学子谁买不起啊。但是这5册170元,我想治南北朝史段的人都可以买了。另外不要太过装帧,要朴素、大方、得体,而不要考究。考究花在这个上没用。我们里面是金玉,外边就穿着农家衣服,也是美女啊。另外我觉得定价偏低,两块五一个印章。主持人写的书,字大,字数没多少的,恐怕也得70、80元一本。我们170元买5本。你们担心营销,我觉得在这上头再探讨,必要的广告,广告不一定花钱的,通过网络。我就想到,《梁书》出来,请一些学者写评介文章,挂到网上,挂到他自己的博客上,通过百度一搜全出来。跟当当书店商量一下,不要老靠你们新华文轩包括发行。除了这个主渠道,网上可厉害了,不瞒你们说,我买书全是从网上买的,我没法儿上书店的。你不能光是出书、定价,需要有书评挂上网人家一看。
      插话:我们想的一个是市场的营销,还有一个是财政这边。
      许嘉璐:我下面就要说这个问题,这种东西是长效书。据我知道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乃至夏威夷大学,他们立一部学术著作,准备销十年。印出来放在库里,不是想着一年卖出去把成本捞回来。我们现在没这个底气啊,说不起这个话来?那怎么办?再要点儿资助。有一个信息,恐怕罗勇同志你也知道,经国务院、中编办批准,现在由财政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联合组建的一个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正局级单位,局长叫李潞。咱们打于友先署长的旗号,去跑啊。
    于友先:我觉得发行这个,你要打算走图书馆团购。我刚刚从高等学校的一个订货会上回来。他们主要是通过全国图书馆团购。通过团购,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书,一定要通过国家层面的渠道。
    许嘉璐:这个启动就是从《三国志》问世开始。你单一一部《梁书》有点单薄。我不要你预付,就是现买现卖。印一个简单的介绍,给图书馆发,高校图书馆、地区图书馆、县图书馆。等将来咱们都出齐了,由我们两个给组织,在北京来一个赠书仪式:国家图书馆赠书仪式、社科院图书馆赠书仪式。还有,向美国国会图书馆赠书。给台湾赠书,一万多块钱一套嘛。我《二十四史全译》就是这样的,把珍藏本,连黄花梨木的书柜一共14万运到台湾,震动台湾学术界。一句话,我们台湾做不出来。马英九想买一套,结果我的书签是江主席写的,不敢买了。那套书我就说送给他们了,现在在他们所谓的国家图书馆那儿典藏部放着呢!
      你在光明日报登半栏广告也得25—30万的,送10套书才15万。到时候举行赠书仪式,我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的,甚至他的主任给你们请来。我们送给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精装还不是珍藏本,结果美国国会图书馆就在他的大走廊里开了一次酒会,到了三十几个议员,惊叹。这部书出来一样的。最多的做他10套、20套精装本加封出口。我说这个营销,都是举例子说的。你们都是专家。还有我提供一个,就是赠书。你赠给国家图书馆馆长。请他过来,给一个证书,媒体一报道,这都是广告的。不花钱的广告。所以说营销的问题,开始提到日程上了。我建议,不要只是巴蜀书社独自去思考、应该由集团、新华文轩一起研究,制订一套计划。我相信它的长效。作为四川省要打造一个文化强省,这就是一个项目。从经济上算这个总帐、长远帐,它是赚钱的。它一定是畅销书,而且将来会重版。所以,我说“释忧”其实就是信心,我充满了信心。
       再一次感谢四川省委、省政府,感谢各方面的专家,感谢两位执行总编纂,也感谢陈祖武先生给我们打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