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两岸交流--许嘉璐——企业在考虑自己问题时要放眼世界


许嘉璐——企业在考虑自己问题时要放眼世界
来源:文促会 时间:2014-02-18

 


许嘉璐名誉主席作总结发言

各位专家、各位企业家、各位朋友:

今天听了十位的高见之后我很感慨。总结不好讲。因为我既不是企业家,也不是专门研究企业文化的。我就谈谈各位所讲的内容引发我的一些想法,也可能有小小的补充,这些补充的部分向各位请教。

参加关于“中华文化与企业经营”问题的讨论,我已经不记得在大陆有多少次了。这一次不同的是海峡两岸的学者和企业家汇聚一堂。从这点来说,我们举行这个对话的环境是什么?实际上海峡两岸的学者和企业家所共同感受到的,所忧心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危机。这种危机在我大中华是具有普遍性的。换句话说,在今天的地球上,联合国197个成员国,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幸免。这些危机所表现的,就是今天十位讲者所提到的环境恶化、资源即将枯竭、价值观紊乱——用咱们古话说人心不古、社会矛盾凸显、收入差距拉大、不公平等等,带有极大的普世性。

因而,可以说,我们论坛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海峡两岸,特别是海峡两岸企业的范围。为什么要谈到这一点?我希望,海峡两岸的学人和商人,这个商人没有贬义,在考虑自己企业所处的区域问题的时候要放眼世界。只有认识问题的普遍性,才能更深刻地把握自己的特殊性;认识了共性与个性,才能找到解决办法。包括各位学者所说的用中华文化来解决我们的困境。为什么具有普遍性?我想有两大因素:一是经济全球化,二是现代科技的高速,甚至可以说超速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随着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一百多年来通过各种方式,我们不断主动或被动接受的西方思维、西方伦理,已经渗透到我们民族的角角落落。

杜维明先生早上的发言已经很深刻地提到这个。这就是基于希伯来文化系列的宗教信仰,所培养的二元对立思维。杜先生举了几个二元对立的现象,其实在商场上的二元对立,就是经营者与顾客之间的对立,就是竞争伙伴之间的对立。所谓二元对立就是非此即彼,非白即黑,有我就没你。用这个来看看当今世界的战争几乎都是如此,具体到个人就是灵与肉的对立。我可以自称是佛教徒,甚至受过戒;但是我的灵拥有各种欲望,我可以满足欲望,为所欲为。我们常说的,满口人文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就成为并不稀奇的现象。

二元对立无所不在,包括我们生病以后所采取的治疗方法。    比如西医,西医当然有独到之处是需要用的,基本上就是对抗疗法。你有这种菌,我就用一种能杀灭这种菌的药给你治疗。这种菌没有了,高温退下;但是留下再生另外一种病的潜在危险。当另外一种病出来之后,我再用对抗疗法——这就是咱们俗话说的“按下了葫芦浮起了瓢”。而中医是整体论、和谐论、有机论,扶正祛邪,调动你自身的有生力量,头疼我可能医你的脚,牙疼我治你的手。
回到人文这个层面,二元对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不一一列举。李克明老师下午也说了这方面的意思。实际上人类的危险不是今日事,很多前辈学者早已向我们发出了警告。例如中国的梁启超、孙中山先生,在他们的论著里早就预告。西方当代至少有德国的哲学家斯宾格勒,他的《西方的没落》到现在正式发表一百年。接下来就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他作为史学家,洞察人类历史,洞察中华文化的历史,也向世界发出了警告。这就是哪位教授提到的,中华文化的可贵性。再比如,几年前去世的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他要把二百多年来西方的传统文化解构;因为二百多年的历史证明,西方的基本理念有的被异化,有的本身就不符合客观规律,但不包括自由、平等等概念。
在这样一个世界性危机的大环境里,为什么我们谈企业的问题?
首先,如很多讲者所说的,经济是社会的基础,而两岸的企业都面临着一个如何做大做久的问题,用台湾的话叫永续发展,大陆的话说可持续发展;换句话说,中华文化对于现在两岸的企业具有切身的利害。

第二,企业是现代社会的中坚。我们不能倒退回去。倒退回去民生怎么办?就业怎么办?国力怎么办?不仅仅是中坚,而且是社会的机枢——它是轴,整个社会围着你转;同时,它还是最敏锐感受到文化作用的领域,或者说文化的冲突在企业身上表现得最为显然、尖锐。

第三,企业其实是社会学所说的一种新型社区,包括连锁企业、跨国的企业。在我看来,要弘扬一种文化,维护一种文化,不外乎在三个领域里集中体现就可以了:第一是教育系统;第二是社区,包括居民社区、学校、兵营。第三是宗教系统。当前,大陆面临振兴自己文化的问题;台湾也有一个维护自己文化、道统和文脉的问题。这点台湾教育系统做得很好,虽然也有问题;宗教做得好,社区也非常好。这三点大陆都有相当差距。可喜的是近年来,两岸各自都有很多关于讨论企业建设、企业永续发展、企业与儒家文化关系等等论坛,形成了多家、多元、多层次的交流。

那么,大家谈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中华文化在哪里呢?有的朋友说,都在你们教授那里,在大学里、研究所里;有的说,两岸的故宫博物院就是文化,两岸的舞台是文化——这些都不错。我有一个看法请教于各位:当一种文化形态或者品种,只存在于博物馆、展览馆的时候这种文化形态已经死亡;如果一个文化形态只停留在舞台、屏幕上的时候,这种文化品种也已经死亡;当一种文化理念只存在于教授的书斋里、讲台上和他们的著作中的时候,这种文化理念已经成为古籍。只有当文化存在于街道上、社区里、家庭中和人们心头上的时候,它才是活的。因此,我们谈文化,既要坐而论道,更要奋起行之;因为中华文化它的主干儒家文化,本身就不是一个理论体系,而是实践的学问。

就这一点,在教育、社区和宗教方面,在弘扬中华文化、保存中华文化上,我作为大陆人要说:大陆的朋友们一定要深入、谦虚、长久地向台湾朋友学习。我举几个例子。大陆的朋友有的来台好几次。你们注意到没有,整个台北市区街上没有一个垃圾筒,但是街上包括人行道没有垃圾。台湾人,包括南部东部的,不管是农民还是居民到台北,自己身上都带着垃圾袋,喝饮料、吃什么小食品都无需找垃圾筒。北京何时能做到?至今北京市连垃圾分类还没做到呢?!再比如台湾的志工文化。台湾2300万人,其中志工,长期做的志工,真正的志工,不取分毫报酬,自带矿泉水,自带面包,据说有200多万。志工无处不在。这是一种什么文化?垃圾完全自己处理,带回家去分类再交给收集工人。这是一种深刻的环保意识。环保是什么?环保就是人与天的关系。志工文化是什么?就是一种大爱。

前天,我和一个酒店的女工聊天。她很坦率地告诉我她家庭的情况。说了很多夫妻应该怎么相处,公婆与儿媳怎么相处,和嫂子怎么相处,非常和谐。我说,你加班加到晚上11点多回去,你的小孩子怎么办?她说,我先生把他领回来,婆婆给他洗澡,然后哄他睡觉。我先生理解我。我说,你很忙的。她说,是啊,但我生活非常快乐;就是有一个遗憾,我不能给我生活圈子之外的人做什么贡献。我说,那是大爱啊!想想,我一个七十多岁的人,当一个台湾普通女工给我说这番话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触?

再比如彼此互信。我建议大陆的朋友,晚上你上街去吃点小吃,或者到小店买点东西,故意刁难刁难店员。一样东西让他拿出十件来反复观察,最后说不要了,你看他怎么对待?对比一下我们北京的商贩就知道了。大陆人多,学者多,企业多,我们开类似的会议可以十倍于台湾,我们学者的论著可以十倍于台湾;但这不是真正的文化。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这里面有很大的不同,我再重复一遍,台湾教育系统一贯注重伦理经典学习,虽然也有所削弱。刚才有人提出台海之间的差别,其中很大的差别,就是台湾的企业家从小学读到国中,国中完了读高中,他基本上看文言文没问题了,而且读了很多很多的经典。我们的大学生、企业家没有经过这个训练。半代的企业家所读的是毛主席语录。幼功很重要。这就是差别之一。因为自己有中华文化的熏陶和底蕴,所以思考问题更深刻;再加上有留学经历,台湾比大陆开放早,国际交往更加频繁,他们有世界的视野——这就不一样了。

这里我介绍自己的一个小故事。去年11月,我到联合国总部,出席与联合国合作举办的纽约“尼山论坛”。和我对话的是大华府的枢机主教,八十多岁了。我们谈的是基督教与儒家可以对话,也应该对话;并在对话中找到共同点。取得共识后对话结束。他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我起来收拾东西时突然灵机一动:就对当时的主持人说:请你过来看看我的背后有没有头屑。主持人过来看了看说:许先生,没有,很干净。这时候,我对着会场,也对着大主教说:这件事情证明,世界上最智慧的人也看不到自己的背后。当时在纽约,大家给了我掌声。这说明什么?那就是在学习、保护和弘扬我们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的时候,一定要看看朋友们怎么看我们。他们的看法有时候带有挑战性,那绝不是一种敌意,他就这么看;而这种看法对我们可能有很大的启发。例如近年在国内的,包括台湾的儒家文化研究当中,更注重并讨论最多的是儒家文化中最内涵的东西,这就是仁、仁的思想。但是,这偏偏是美国学者提出来的。中国儒家的礼至关重要。国内也有谈礼的;可是谈得深刻,把儒家的礼提那个高度,消除了一百多年来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对于礼教的误解,应该说国外做得更好好。

在这种语境下,学者应该做什么?企业家应该做什么?我们并不是要重新建立中国的价值体系,不是重新研讨中国人的行而上观念,也不是去教导亿万民众和企业员工如何弘扬中华文化。诚如刘教授刚才所讲,中华文化已经沉淀在中华民族所有成员的血液中,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只是由于全球化、现代科技、一个“钱”字、一个“欲”字,就把这些给掩盖了,蒙蔽了。我们的任务是:理论家和企业家联起手来,唤醒民众,把他们心底的、家里的、街道上的那些仁善之心点拨出来。

这里面有一个逆向运动,就是学者往往从孔夫子算起,从生活的实践中归纳出人类应有的伦理;后来的儒家又把这种伦理上升到行而上。也就是说这也是天理,进入到哲学。

大陆的企业家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创业,从自己的实践中感觉到了什么问题?现在他们也开始上升到伦理的层面去认识。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从伦理的层面再提升到行而上去理解,这样你个人伦理观点会更加坚定,更有理论依据。话说回来,大陆加上台湾同胞是十三亿八千万人,真正能理解哲学的,进入到行而上思维的能有多少?所以,学者和企业家联起手,把自己理解的行而上的东西降到伦理层面,还不够,还应该降到学校、社区、街道上、,商店、大排挡里及你我他心里面。用最通俗的话,背后则是最深的道理来进行弘扬。在这个过程中台海还是有差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台湾朋友更多力量是用在恢复和维护;而大陆重点应该是重建,因而大陆更为艰难。
从生活的感受提升到生活的伦理,再提升到哲学,再从哲学向下降到伦理,再用最通俗的话进入到生活,其实核心,就是刘教授所说的司马迁的话:“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至少在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里,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把古人经过万年所积累总结的那些伦理和今天的现实结合,当然不能照抄,古今有变,但是通的。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不要只停留在生活的层面,应该考虑到宇宙的规律,大自然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其实,中华文化中那些最宝贵的东西,正是符合大自然规律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符合人心规律的,也最适合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是天摇地动都不可转移的。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永续发展,中华文化才能永续发展,中国的企业,中国的经济才能永续发展。

以上可能有很多谬见,恳求各位还有钱董事长多多指教。谢谢!